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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 黄道炫 一生用兵之耻 蒋介石日记视角下的四渡赤水

导语: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进入西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紧随其后。此后,红军和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一直在西南地区打转。国民党军想一举歼灭红军,而红军在艰难的形势下艰难求生,双方的战斗充满波折。最终,红军在金沙江冲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扬长而去。在

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进入西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紧随其后。此后,红军和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一直在西南地区打转。国民党军想一举歼灭红军,而红军在艰难的形势下艰难求生,双方的战斗充满波折。最终,红军在金沙江冲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扬长而去。

在此期间,四渡赤水是双方角力最关键的部分。长期以来,这段历史都是从民国毛泽东的角度来解读的,而反对国民党军队和蒋介石的运动却很少受到关注。其实任何军事行动都是双方的互动和博弈。没有对手,再精彩的戏,也只是一场独角戏。本文将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和国民党的相关资料,呈现红军四次渡赤水时对手的思想和行动,从而完整地呈现这段曾经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

一个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按照原计划继续北上,准备参加川陕红四方面军。此后,红军长期活跃在四川和贵州,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其实红军四渡赤水的前三渡都是这种思想的产物。理解这一点,对解读四渡赤水具有重要意义。

这时,经过多年的混战,四川的形势是:刘湘在“刘刘之战”中击败了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对其构成很大威胁。为了阻击红军,刘湘组织了“川南剿总”,在赤水、谷林、叙永地区集中重兵,沿河截击。同时,他向贵州大规模派遣精锐部队,计划配合中央军和黔军在贵州乌江合围红军。

1935年1月20日,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发布了《渡江作战计划》,提出红军目前的基本作战方针是:从黔北到川南渡江后的新地区,配合四方面军,对川西北进行总反击。短期任务是消灭和驱逐贵州、四川地区阻碍我们前进的敌人,尽最大努力拖延和摆脱尾随追击的敌人。这一政策旨在以武力打击南京中央军和川黔地方部队,具有明显的对抗意图。在此指导下,红军于1月28日在土城与川军六个团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一天,但红军没有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第二天早上,它下令撤出战场,全军渡过赤水河渡赤水。

红军渡过赤水河渡口土城

在土城战争中,后人回忆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总结是:“这是一场拔河和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损失很大,不划算,可以说是大败。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不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上超过了两次;二是低估敌人,估计刘翔的模范师战斗力太低;三是分散兵力,不让一个团北上。”土城之战是红军与四川地方部队的第一次交锋。毛泽东等红军指战员意识到,川军的战斗力远超黔军。原来从四川北上参加四方面军的计划,不得不重新审查。其实红军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在赤水的流浪,就是犹豫的产物。

红军西渡赤水后,很快发现形势十分不利。川南泸州地区是川军的集中防御区。红军进入川南,不断被川军拦截,处境艰难。就像蒋介石当时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土匪如果西逃,被川军的土城打,死在西线的就越多。”有鉴于此,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北方暂缓渡江,改为沿川滇黔边界进行机动作战,第二次渡过赤水,再返回当地实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根据地。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此时只有王家烈的黔军驻扎在黔北,战斗力不强。红军进入黔北后,势如破竹,甚至占领桐梓、娄山关,然后占领遵义,并击退中央军吴奇伟增援遵义的部队。

红军第二渡赤水河渡口太平渡

当红军停在云贵边境时,蒋介石对形势很乐观。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土匪逼他们闯入川西蛮荒之地,陷入绝境”;“朱匪被滇军堵住或解决了”。蒋介石借“追击”红军的机会,顺势进入西南地区,基本达到了他的初衷。接下来,他不仅继续渗透和控制西南,还强迫当地军队成为“追击”的先锋。同时,为了对红军形成更大的压力,他不得不在“追击”中逐步加强中央军的军事存在。2月10日,他发电报称,“追击”部队前方指挥官薛岳不应盲目避战,指出:“军阀土匪如果让自己自杀,会有伤口,一定会被军阀打败。因此,他们只增加了土匪的潜力,担心中央当局无法清理。因此,中央军此时不应观望。虽然有嫌疑,但要努力争取。不然你也会坐着等下一次割耳朵。“蒋介石不仅有权力斗争的私心,也有担当和体现中央政府的责任和高度。抓住它需要很大的麻烦。

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从川黔边界向东返回,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写了红军的运动:“朱匪被滇军拦截,逃回东线,颇令人担忧。”"朱匪东逃,川、湘、鄂三省交界地区形势紧张."。当红军回到黔北后自由行动时,蒋介石特别尴尬。2月24日,蒋介石打电话给薛岳、周浑源,改变了对未来的期待态度,要求他们都立即追击红军。在蒋介石的严格催促下,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州后逐渐改变了长期的滞后性,对红军保持着更加迫切的追击态度。3月2日,蒋介石飞往重庆指挥附近的战争。

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后,稍作休整。3月4日,军委发布命令,成立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组建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为了尽量减少对立,红军对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计划进行了微调,将中心缩小到黔北。这样一来,由于对川滇两省没有威胁,川滇地方部队“追击”的压力有望缓解,而黔军不足以构成威胁。影响计划实施的唯一关键在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因此,3月上半月,红军集中兵力打中央军,双方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3月5日,朱德发布《各军团集中于雅西河的作战部署》,准备进攻进入贵州的中央军主力。以当时红军的实力,是相当困难和冒险的,所以毛泽东一直在打与不打之间做选择,试图找到一个更有利的战斗机会。

红军在黔北访问、游荡时,蒋介石对红军运动的判断也几经改变。起初,蒋介石认为红军再东进的目的是回到东方,在湖南参加红二方面军,这其实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不久,国民党发现了红军的动向。5月和6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土匪主力集中在雅西农场,但仍逃往西南,以达到其原定目的。”"逃往西部的土匪人数不下于此。"。因此,蒋介石的部署也发生了变化,要求“追击”部队主动寻找红军主力参战。

13日,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向西南转移,争取调动周、吴纵队在转移和战斗中消灭王家烈部队,实行机动,迅速夺取和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便于作战。”红军准备试一试,进攻蒋介石的主力中央军。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发电报给薛岳,提醒他:“土匪的行动往往是走曲线的,他们的狡猾可能是希望吴纵队主力进攻遵义,而他要借河改撰攻击我桂阳,他也是关心的。请注意。”蒋所说的这个计谋是后来红军的实际行动,但当蒋作出这样的猜测时,他其实并不知道能否实现,因为当时他要先对付红军西进。同样的道理,当毛泽东为未来做出各种可行的设计时,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如何顺利完成西进计划的第一步。战争是概率的产物。一个好的指挥官,不是预先设计好一切,而是顺势而为,推舟前行。后来红军与周浑源在鲁班昌的战斗,就是战争复杂性的一个例子。

3月15日,红军集中1、3、5军几乎全部主力,进攻仁怀以南鲁班昌周浑源部。这是红军经过近半个月反复动员对手,始终没有找到好机会后,第一次实施原定计划的战役。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除了作为预备队的第九军兵团外,第一、三、五军的14个团和干部团几乎全部投入战斗,国民党军有12个团。红军英勇作战,进攻国民党阵地。但周浑源部在鲁班昌做好了准备,利用碉堡和工事就地坚守。红军进攻无效,当晚红军退出战斗。为了躲避反击,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定于16日晚17时前越过茅台附近的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红军三渡赤水。就红军而言,鲁班昌战役不能算是成功的战役。幸运的是,红军全力进攻,全力撤退。进攻和撤退都很活跃,一切都还在控制之中。为此,蒋介石对当时战争的结果并不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伏兵的重要性和周浑源的不教也把土匪包围在网里,周放弃了谭厂和仁怀,痛苦至极。”

这场战斗的一个更重要的结果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面对现实,逐渐放弃了以前消灭国民党军队、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转而寻求摆脱国民党军队、突破国民党军队包围圈的战略目标。但是,在多山的西南地区,在国民党军队兵力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比前者容易得多。红军长征中的大戏,其实是在这一仗之后慢慢开始的。三

3月16日下午,红军在茅台附近渡口三次渡过赤水,再次向川南、谷林、徐水进发,做出北上渡江的姿态。对此,蒋介石的反应是在赤水河东岸截住红军,防止其再次南渡。应该说,蒋介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都是基于经验和常识,因为红军既无法打破中央军的“追击”,又要面临西进时川军的强力拦截,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渡赤水向南寻求生机。于是,18日,蒋介石派兵到谷林南部,与滇军孙度部联合拦截。他相信:“如果土匪南逃,一定要潜入瓢井前一带,希望兄弟们派强大的军队冲过去。”

红军三都赤水河渡口茅台渡口

虽然蒋介石猜到了红军行动的下一个方向,但中共肯定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然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赤水人皆公平的古代兵法。3月2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通电全军再次渡过赤水河。电文指出:“我军不利于西线,决定东渡。这是野战军以后发展行动的重要关头...渡河或阻碍渡河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这会给野战军带来最大的危险。”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定秘密地、迅速地、坚决地战胜敌人,转向东进。仅限于21日晚从二郎滩渡赤水东岸至临潭寻求机动。”红军并没有像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向南渡过赤水河,而是掉头向东,在三都赤水迅速向北渡过赤水,使蒋介石一时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并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忧虑:“欲往桐庐,必忧仁。”"他似乎仍在寻求瓦解中央军队。"

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渡口二郎滩

红军四次渡赤水后,迅速南下,27日到达凤翔坝、白腊坎、雅西附近地区。红军为了迷惑蒋介石,部署了疑似士兵,造成了谋求中央陆军主力决战的假象。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致电兵团:“我野战军主力决定南下寻求机动,九兵团暂时留在当前活动区钳制周、吴纵队配合我主力。”要求第二天派出两个部队,这一直是一个漫长的干燥的山,总是伪装成凤翔坝的主要活动。后来他多次致电红九军团“在马鬃岭西北路放露天红色标语,在路边放烟花扮烟,散布消息,伪装我主力的样子,引诱敌人北上,在这一带消灭,使我主力能迅速秘密南调。”红军主力突破了雅西与白腊坎之间的封锁线,冲向乌江。

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蒋介石和周浑源起初都判断红军“将在谭厂和雅西河之间的地区同我军作战”。如果能先攻破中央军,以后再行动,就自由了,否则就谋求突破这个地区,南逃”。然而,红军在昌赣山和凤翔坝地区释放的疑似士兵显然使蒋介石判断失误。28日,他在给周浑源的电报中指示,要特别注意红军突破凤翔坝对国民党军的封锁,以加速其在西南地区的保护和拦截。同一天,红军主力实际上由雅西线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后,蒋介石得到消息,仍认为这只是红军的一部分,于是部署了疑似士兵,“使我军注意那一面,忽视前线防线,然后在前线长梗和凤翔坝之间取得突破,向南逃跑。”直到确定红军南下,蒋介石才在日记中写道:“朱匪果由雅西以西的四齿坝及倒水南溜,……唉。然而,它仍在等待修复。”

红军之所以能逃脱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是因为聪明的士兵很重要,蒋介石的被动作战政策难辞其咎。“光复”期间,蒋介石虽然曾要求自己的部队主动出击,但更多的时候是照搬第五次“围剿”期间中央苏区的成功经验。面对不断游弋的红军,他多次命令部下“筑障守守”,试图用堡垒战术阻击围困红军。但无论是环境、实力、条件、对手,这次都与中央苏区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军队在贵州兵力有限,人力物力不允许在短时间内大量修筑碉堡。相反,红军不愁中央苏区后期需要保留根据地,可以毫无包袱地大踏步前进和后退。在这种背景下,在黔北多山的地方用碉堡挡住红军,有点幻想,证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确实有橡皮鼓之病。此外,建造掩体本身就传达了被动防御的信息,这与鼓励大胆的“压制”相冲突。当红军真正动起来的时候,国民党军的消极防御必然捉襟见肘。姜曰:“吾兵虽多,可令其东逃西逃,似与吾兵交手。这真的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评论未来战争的历史,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最重要的是,红军四次渡过赤水,转战南方,意味着红军开始灵活对待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旦放弃现有的思维模式,红军的活动将在西南山区大大扩展空。随着南京中央军有限的兵力进入贵州,红军在黔北无法阻挡,当红军移动时,就更不情愿了。因此,在那之后,蒋介石基本上缺钱,无法应付。五月初,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它迅速渡过滇东地区,成功渡过金沙江。自进入西南后,红军与国民党军的长期斗争终于告一段落,国民党军未能“追击”。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道:“我军各部门行动迟缓,愚蠢至极,玩弄诈术,这是他们一生用兵的极大耻辱。”

1935年,国共两党在西南地区的“追击”和反“追击”达到高潮,辉煌一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战略行动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相对来说,蒋介石可以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不管结果如何,似乎他注定是赢家。但是,顺境中的期待,其实是无形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双方的较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成功地度过了其发展史上最艰难的困境,为后世史书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传奇。甚至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

本文最早发表于“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微信官方账号,原标题为《战斗一生的耻辱:蒋介石日记视角下的四渡赤水》,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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