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美术留学 史料与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中国近现代美术受到过哪些影响？如何看待现代美术史中的“东方”意识？当前中国的美术留学研究存在怎样的现实困境与方向？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聚集近年来在美术留学领域卓有成绩的研究者，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

美术留学与史料价值

第一类是以民国刊物为主要史料的研究。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的沈宁，常年从事民国美术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演讲的主题是《云路彭城红岩传:王子云欧洲之旅的痕迹》，重点介绍了王子云在欧洲之旅中的活动，并列举了王子云在传播外国艺术方面的重要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王子云欧洲之旅时间的考察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在1927年为《人民周刊》所做的通讯和晚年所编的《从长安到雅典》一书呈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事实上，针对同一事件产生叙事偏差的现象在现代艺术史研究中非常普遍。蒋向宇在《与常书鸿留法有关的细节考订》的演讲中，对常书鸿自传《九十年春秋敦煌五十年》中的许多细节进行了修订，包括常书鸿进入里昂中法大学的时间、选择织物设计系的时间、课题名称、进入油画班的情况等。两位学者的发言也提醒研究者要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史料，尤其是多年后的回忆材料。正如沈宁所说:“回忆、口述等史料的运用，必须经过仔细考察，才能获得历史的真相。”

常书鸿《重庆大轰炸》79X63.8cm厘米布面油画1938-1942

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的作用对特定的美术现象、事件进行还原，并深入解读，事实上并不容易，华天雪和曹庆晖的研究较为典型。华天雪在以“1930年代刘海粟、徐悲鸿的赴欧巡展”为主题的发言中，最大限度地搜集了当时的发表资料，并以徐悲鸿、刘海粟之间的“冤家”竞争关系为引子，对这两次欧洲中国现代艺术巡展的来龙去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详实的考证。曹庆晖的发言主题是“中国留学生和法国雕塑大师布德尔”，其材料范围从1928年李金发撰写的《布德尔的雕刻》一直到1987年出版的熊秉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几乎搜罗了从民国到当下国内所有关于布德尔的出版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考察了布德尔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留学生与布德尔在不同层面上的交集以及产生的影响。

基于材料梳理艺术社团和团体是另一个研究方向。宋东在演讲中以“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为考察留法艺术团体的样本，对这一成立于1933年、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的重要留法学生组织进行了考证，并分“初创”、“坚守”、“复兴”三个阶段介绍了其人员构成和活动情况。刘立斌博士论文是关于民国雕塑的，积累了多年。他在题为《欧洲雕塑家在民国留学的情况》的演讲中，介绍了民国时期欧洲雕塑家的概况，并概述了这一群体的概况。同时他提到，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出国留学的雕塑家名单也在不断更新完善。黄宗宪的演讲也聚焦民国雕塑，主题为20世纪初西方雕塑之间的对流与互动，主要阐释了海外雕塑家在20世纪中国写实雕塑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青年学者季海洋和赵帅的发言均聚焦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分别围绕“1942年四川美术家协会第一次展览”和“近代西南民艺考察”的主题展开。前者在厘清展览情况的基础上，围绕当时报刊的批评文本，展开了对留欧写实主义倾向艺术家抗战时期作品的讨论。后者则以当时的出版物为基础，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西南民艺考察与工艺研究的相关问题。

梁晓波作为自由研究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刘海粟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在这场以“艺术叛徒刘海粟的艺术与艺术观”为主题的演讲中，展示了许多关于刘海粟的文献，展示了刘海粟的各种艺术成就。

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以民国时期文献为主要材料，多位学者在相关主题的材料搜集上秉持竭泽而渔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史料的基础作用。

刘海粟《巴黎圣心院》布油73x60cm 1931

第二类是以机构收藏或展览而引发的研究。与教学、科研单位的学者相比，收藏展览机构的工作者在一手资料的获取方面更具优势。故宫博物院的徐婉玲关于留法建筑师汪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补遗之功。她在发言中不但对汪申的留学和工作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更对其主导或参与设计的建筑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维度上探讨了汪申的建筑思想，而这一课题的发现与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故宫博物院保存有汪申相关的建筑实体和档案资料。傅军关于周碧初的研究与她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的工作直接相关——2016年上海油雕院主办的“精神的融合——周碧初文献展”，为其研究提供了契机。傅军的发言围绕周氏绘画本体语言展开，讨论其对油画现代性的追求。这一类型的研究必须以对画家各时期作品的全面掌握和原作阅读为基础，上海油雕院本身的周碧初收藏以及与家属的良好关系为傅军的研究提供了条件。韩劲松在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工作多年，他的发言主要梳理了中国美术馆关于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美艺术家的藏品，并对这些作品的收藏渠道、种类分布、艺术家的代际分布等做了说明。据其统计，中国美术馆共收藏了留学欧美艺术家41人的1022件作品，这些信息的公布对于美术留学研究的推进具有基础意义。蔡涛的发言围绕“克罗多、张弦、梅原龙三郎：洋画中的皇城题材”这一主题展开，在西洋、东洋以及现代中国的动态视线中，重新思考了现代美术史中的“东方”意识。这一问题的思考源于作者此前对胡一川的研究，而支撑此次研究的则是保存在广州美院图书馆、胡一川故居纪念馆以及家属手中的借阅记录、藏书、日记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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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基于私人藏家和家属提供的资料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孙元在对“孙佩苍的留学”的研究中，除了使用当时的报刊资料外，因其本身的家属身份，对于孙佩苍藏品的了解、相关档案资料的获取等方面都有一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体制内研究者在资料获取方面的某些短板。作为收藏家的李大钧，从事吴大羽的收藏和研究工作多年。在《吴大羽留法前后生平史料考证》的发言中，他不仅呈现了相关的报刊、档案资料，还展现了吴大羽的手稿文献，这是一般研究者难以获得的。刘海粟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多位学者的发言中均有涉及。王欣的发言围绕“刘海粟的第一次欧游”展开，她通过刘海粟第一次欧游期间重要的见证人刘抗遗留下来的摄影、文字资料，结合刘海粟的《欧游笔记》，对此次欧洲之行的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还原，也使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这一研究的推进根本上得益于新加坡刘抗家属对于“新史料”的无私贡献。令人欣慰的是，由这些图文资料集结成书的《刘海粟刘抗师友书信录》和《艺气风发——来自刘海粟和刘抗的相册》已经付梓出版。彭飞关于王代之的研究对于重新发现这位被遮蔽的留法美术家有重要价值。研究中，无论是对王代之生平的考证、留法学习的状况，还是对其之于近代美术教育的贡献，除了有限的公开发表资料外，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家属提供的王代之手稿等原始资料。

这些学者的研究得益于美术馆和图书馆的收藏或展览，或私人收藏家及其家人的物质支持，或两者兼而有之。综上所述，包括作品、手稿、档案在内的各类公私藏品，是20世纪国外艺术研究乃至现代艺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第四类研究偏重于国外史料的发掘和应用。美术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和外部的文化沟通，这也决定了其史料的双重性。相对于国内材料而言，尘封于国外的相关史料的发掘更具难度。法国学者菲利普·杰奎琳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中国艺术家》为题，分三个阶段对20世纪前期就读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做了梳理和研究。他在地毯式查阅该校原始档案后，统计出了完整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从1914年吴法鼎作为美术留法第一人进入该校开始，截止到1955年，这里共接收了132位中国留学生。这一以丰富档案材料为前提的基础性研究，对于今后留欧美术群体研究的推进有重要意义。安雅兰是海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重要学者。她在《艺苑绘画研究所和国际艺术界，1928-1931》的发言中，对上海艺苑绘画研究所的成员及相关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特别是朱利安学院和法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文献的使用，对于我们了解艺苑成员的国外学习背景很有帮助。

李雪涛在《有关滕固博士论文的几份原始文献》的发言中，通过对“柏林洪堡大学档案馆”几份原始档案的披露和研究，对滕固博士论文的价值、在德修习的科目、博士答辩的环节等做了厘清，使我们对滕固在德国学习和获得博士学位的相关情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孙淳美做了题为《徐悲鸿与巴黎“中国美术”展，1933》的发言。她以1933年的欧洲中国美术展为中心，考察了作为策展人的徐悲鸿、作为合作方的法国官方美术馆、作为观者的青年留法艺术家各自的艺术观点和现实考量，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强调的是，孙淳美与华天雪的研究在对象上具有重合性，但后者对国内史料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前者则大量使用了相关的外文资料，二者在史料应用上恰好形成互补。

在《博士论文若干原始文献》的演讲中，李通过对柏林洪堡大学档案馆的几份原始档案的披露和研究，澄清了博士论文的价值、他在德国学习的学科、他博士答辩的环节，使我们对在德国的学习和博士学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孙作了题为《徐悲鸿与1933年巴黎中国艺术展》的演讲。聚焦1933年欧洲中国艺术展，她考察了作为策展人的徐悲鸿、作为合作伙伴的法国官方美术馆、作为观众的留法青年艺术家，他们各自的艺术观点和现实考量，以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强调的是，孙与华天学的研究对象有重叠，但后者对国内史料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而前者则大量使用了国外相关资料，在史料运用上正好互补。

维纳斯的诞生，波提切利

杨肖的发言为《跨文化视野下看绘画“装饰性”：从庞薰琹眼中的波提切利说起》，由庞熏琹晚年自传中关于波提切利的一段话引起，认为庞熏琹从波提切利绘画的装饰性中看到了东西方艺术对话的可能性，同时又引入日本美术史家矢代幸雄对于波提切利的理解与庞熏琹作比，得出来自欧洲与日本的双重经验影响了庞熏琹四十年代绘画实践的结论。跨文化的视野及英文、日文材料的使用在杨肖的研究中都有很好的体现。陈莺的发言《求真与人情：符罗飞留意期间画作解析》是其博士论文的延续，重点通过符作与那不勒斯画派之间的风格比较，对符氏留意期间的作品进行分析，显示出良好的美术史学养，其中对于外文文献的使用是该研究能够深入的条件之一。胡斌的发言《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的中国艺术品与交织的视角》，虽然主要以国内报纸和出版物为主要材料来源，但对于欧洲当时博览会出版图录和相关批评的引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也更贴近于其研究的目的——“为有关20世纪早期跨文化境遇中的中国艺术的研究打开另一视域”。

在外国史料的收集中，海外考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周爱民的演讲是基于他的法国实地考察，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早期中国留法艺术生对大茅屋画室影响的“破思”。他认为以蒙帕纳斯为代表的现代艺术的“自由”精神感染了庞薰琹、吴冠中等中国留学艺术家，影响了他们后来对中国现代艺术的探索。李铁军的研究源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李铁夫的丰富收藏。但他题为《李铁夫海外留学不完全报告》的演讲，以他在美国的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为基础，梳理了李铁夫在美国的艺术研究，尤其是对美国国家设计研究院的访问，澄清了李铁夫长期被视为美院院士的谬论。

在国外史料的发掘方面，欧美学者具有天然优势，而国内研究者虽已有意识地通过留学、考察等方式挖掘国外史料，但束缚仍然不少。除了空间、时间以及各种物质条件的限制外，语言的壁垒也是很大的障碍。上述学者中，能够有效使用国外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者如李雪涛、孙淳美、陈莺及杨肖等，都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和海外学习生活经历。

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者的学习分为以上四种类型，只是根据各自学习的突出特点进行了粗略的分类。事实上，学者在具体研究中经常使用多种材料和方法。

现实困境与未来方向

本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呈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暴露了当前艺术留学研究院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些学者在发言中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事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多年的上海大学李超教授，以看不见的“江南”为隐喻，列举了20世纪留学艺术家被遗忘、被固有身份遮蔽、作品散佚三类情况，并以近年来组织参与的展览和项目为例，提出中国近现代留学美术资源的保护与转化问题。他在发言中提到，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没有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大量资源处于碎片化状态，主张通过数据化、馆藏化、项目化等措施，有效整合资源，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是海外汉学研究、留学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在发言中指出目前中国留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作为群体的留学生没有得到重视。从晚清到民国有10万留学生，被研究的仅是其中极小部分；第二，留学史的内史和外史问题。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留学生出国前和回国后，而对其在国外学习的一手材料很少。第三，在众多国家，留学都是重要的文化现象，现在的中国留学史研究尚未放到全球史的网络中去。以上三点是中国留学史研究中的普遍问题，同样存在于美术留学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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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丰富经验出发，所提问题对当下的美术留学研究具有针对性。而单从史料角度来看，上述四种材料类型，每一种的获取也各有困难。

其一，民国报刊及出版物是整个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基础材料。目前虽有“晚清民国期刊全文库”“民国时期图书文献总库”“大成故纸堆”“申报数据库”等电子数据库出现，给研究者带来不少便利，但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和数量仍然有限，且易出现检索遗漏。通过纸本、缩微等实体形式进行查找仍然必不可少，极大增加了研究者在资料获取方面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其二，美术馆、纪念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的作品、文献、实物藏品是我们立体、深入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直观材料。近年来，全国美术馆的典藏普查和数据化工作不断推进，相关展览也不断增多，这方面的资料获取也较以前相对便利。然而，限于国内美术馆事业发展整体滞后、版权观念落后、材料敏感度等问题，一般学者很难对某一机构的藏品体系有相对完整的掌握，机构内外的学者往往在资料掌握上不对等。典藏研究的推进主要依赖领导的意识和研究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难以有效调动馆外研究力量，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其三，家属及私人藏家的遗产和收藏是美术留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部分材料的调动主要依靠家属和藏家的主动性和研究者与私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合作在多个高校和机构都有成功案例，但如何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是需要思考的。其四，美术留学与生俱来的跨文化、国际性特征决定国外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必不可少。如果说国内各类材料的挖掘虽有不便，但仍有不少力量正在推动的话，那么国外史料的发掘显然面临更大难度。一方面，留学地域众多，仅欧洲地区就有多个国家，材料分散，语言多样，壁垒重重。另一方面，可以依靠的国外学者十分有限，而国内研究者外出查找资料又受到经费、时间、语言等多方面的限制。

第一，民国报刊是研究近代美术史的基本资料。目前虽有“清末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图书文献总库”、“大成旧纸堆”、“应用数据库”等电子数据库，给研究者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数据库的范围和数量仍然有限，容易出现检索疏漏。仍然需要通过纸张和缩微胶片等物理形式进行搜索，这大大增加了研究人员在数据获取方面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其次，美术馆、纪念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的作品、文献和实物收藏是我们立体、深入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直观材料。近年来，国家美术馆的普查和数据工作不断推进，相关展览不断增多，这方面的信息获取较之前相对方便。但由于国内美术馆发展整体滞后、版权观念落后、资料敏感性等问题，普通学者很难对一个机构的收藏体系有相对完整的把握，机构内外的学者往往对资料掌握不平等。馆藏研究的推进主要依靠领导的自觉和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难以有效调动馆外研究力量，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第三，家族成员和私人收藏家的传承和收藏是艺术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部分材料的动员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收藏者的主动性，以及研究者和私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很多高校和机构都有机构与个人合作的成功案例，但如何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需要考虑。第四，美术专业留学固有的跨文化、国际化特征，使得探索和利用外国史料成为必要。如果国内资料的挖掘不方便，但仍有很多力量在推动，那么国外史料的挖掘显然更加困难。一方面，出国留学的地方很多，光是欧洲就有很多国家，材料分散，语言多样，壁垒众多。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可依赖的很少，而国内研究者受资金、时间、语言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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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以下几项措施显然是必要的。首先，以更大的力量推进近现代出版物的电子化进程，在广度和精度上同时提升数据库的质量十分必要。其次，建立各机构间的联动机制，特别是要加强高校等教学研究单位与博物馆、美术馆等收藏展览机构之间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可以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和藏品资源，研究者与美术馆各取所需，共同推进学术进步。再次，建立专业机构与私人的联动机制，尤其是要构建公立收藏机构与家属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多样的方式鼓励家属将手中的作品、文献捐赠、展览、出版，是私人藏品公共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者获取一手资料的可行方法。最后，建立国内与国外的联动机制。要通过制度建设激励国内研究者通过留学、访学、考察等方式挖掘国外的美术留学史料，特别是在科研项目和经费方面给予支持。国内高校、机构应主动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积点成线、线动成面的方式为研究者的资料查找提供便利。当然，语言的壁垒是国内学者需要主动解决的问题。虽然学术研究的进步最终要落实到个体学者的努力，但从长远来看，构建一个良好的研究生态，为有志于此的学者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这对美术留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句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既是研究的前提，也是一个无底洞，当史料获取不再是一个难题的时候，有效方法的介入、建设性观点的提出就将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正如曹庆晖教授“不合时宜”的疑问：五十年以后的研究我们又该如何使用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