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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 中国的性骚扰有多严重

导语:[简介:近日,某高校教师性侵女学生事件曝光,性骚扰尤其是性侵再次引起公众关注。通过对21世纪总人口的三次随机抽样调查,作者发现,实际的性骚扰在减少,但人们对性骚扰的担忧却在增加;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的情况其实很少;男性也受到性骚扰;同性之间也存在性

[简介:

近日,某高校教师性侵女学生事件曝光,性骚扰尤其是性侵再次引起公众关注。通过对21世纪总人口的三次随机抽样调查,作者发现,实际的性骚扰在减少,但人们对性骚扰的担忧却在增加;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的情况其实很少;男性也受到性骚扰;同性之间也存在性骚扰...总的来说,“反性骚扰话语”已经强烈地介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反映出国家的学科建设与前者大相径庭。双方的冲突源于中国社会权力、性别和性关系的新结构。特此发布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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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反对性骚扰的思想和实践主要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根据中国知网的主题搜索,早在1988年,性骚扰就开始在中国出现,截至2013年3月,相关文献多达1095篇。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与立法和执法有关的讨论;性骚扰的调查和案例报告很少,尤其是对中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尚未检索到。

那么,21世纪的中国有多少性骚扰?有哪些类型?这是本文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此外,本文试图解决两个渐进的理论问题:

第一,作为一个外来概念,不管专家学者给出什么定义,不管这些定义有多流行,中国人在回答自己是否有可能被性骚扰或者是否真的被性骚扰时,一定要用自己对性骚扰的理解,注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于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来说,既要抽象地讨论性骚扰的定义是“应该”是什么,又要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性骚扰“实际”是什么,即人的主体建构是什么。

第二,“反对性骚扰”成为主流话语,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有力。那么,它与人的主体建构发生了怎样的互动,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在作者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分别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完成了对中国总人口的三次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中国18~61岁能说汉语、能识别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次等概率抽样。主要采样单位为县级地理区域,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和农村行政村。在每个终端调查点,根据居民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然后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方法抽取流动人口。三次全国调查的随机抽样误差不超过5%。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笔者采用了以下实地调查方法:不采取“入户抽样”和入户访谈,直接对个人进行抽样,邀请受访者到笔者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确保每个访谈室只有两名调查人员和受访者;禁止调查人员采访异性;面试开始前明确告诉受访者,作者要问关于性生活的问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或中途退出;问卷制作成电脑程序,由调查员教完之后,受访者单独按键盘完成问卷。

在这三份问卷中,作者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性骚扰是指在你不愿意的时候,别人对你做出性行为或言语,让你不舒服。平时,你觉得自己可能不会被别人性骚扰吗?

第二,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对你说过让你非常反感的关于性的话?

第三,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怀着性的意图对你进行性骚扰?

从表1的回答中可以发现,在2000年,当性骚扰实际上相对较多时,担心自己会受到性骚扰的人较少;2010年,当性骚扰实际上大幅减少时,担心性骚扰的人数大幅增加。这说明反对性骚扰的思想不是根据这种现象的数量提出来的;而是出于对普遍正义的追求而抽象地提出。一旦成为社会话语,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在舆论的大声呐喊下,普通人越来越夸大性骚扰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夸张恰恰是自我警惕性的增强,也就是社会对性骚扰的警示越来越有效。因此,现实中的性骚扰必须减少。

这种理论认知对于社会对策的研究也很有启发:首先,社会科学永远不要以话语的力量去推测社会事实。目前反对性骚扰的言论不能说像水银,但至少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事实。其次,社会科学应该更多地关注“违反正义”,而不是研究“严重问题”。只有这样,社会科学才能推进社会实践,为社会实践的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

1.只有男人骚扰女人?

大多数反对性骚扰的人和媒体主要是指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甚至默认只有男性才能对女性进行性骚扰。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笔者问了那些被言语性骚扰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里,谁对你说的关于性的话最多,是男人还是女人?统计结果如下:在用文字举报性骚扰的人群中,2000年举报女性性骚扰的女性比例为24.7%,2006年为10.9%,2010年为19.6%,呈明显下降的线性趋势。男性中,同性之间言语性骚扰的比例分别为64.9%、59.1%和57.6%,其线性趋势也明显降低。

作者还问了那些被行动性骚扰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你性骚扰最多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答案如下:在2000年报告受到行动性骚扰的人中,1.5%的妇女和2.8%的男子受到同性的骚扰;到2006年,这一比例在女性中为0.6%,在男性中为3.8%;2010年分别为7.1%和5.9%。这说明:一是来自同性的性骚扰比例在10年间略有上升;第二,2010年,女性同性运动的性骚扰不仅多于男性,而且增加的幅度也大于男性。

从事实来看,这反映了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由于中国的大众媒体几乎从未报道过同性之间的性骚扰,这种情况在受访者自我报道中所占的比例肯定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甚至令人难以置信。换句话说,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并不把性骚扰局限于男性和女性。但是由于反对性骚扰话语的强力介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有这么多这样的情况。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男性所说的口头性骚扰,有一半以上实际上发生在男性之间。虽然女性口头性骚扰的比例低于男性,但也达到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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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层面来看,这种情况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这算不算性骚扰?那些只反对男性对女性性骚扰的人是应该固执己见,还是应该承认和尊重中国男女的主观建构?

二、中国男女之间,什么样的话会被至少一方认为是性骚扰?

第三,在三次调查中,认为自己遭受过同性性骚扰的比例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问题接踵而至:这是因为同性之间的性骚扰真的越来越少了,还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坚信,在社会的强力推动下,性骚扰应该只发生在异性之间,所以性骚扰的概念越来越被排除在同性之间发生的情况之外?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种情况至少给了我们两个启示:第一,为什么直到今天,无论是舆论上还是学术上,同性之间的性骚扰都没有被纳入社会视野?这恐怕不得不总结为:“性骚扰只能由男性针对女性”的说法,已经从话语干预发展为一种意识霸权,让人窥见了豹子的一面。其次,男人对男人和女人做什么行为会被对方认为是性骚扰?这无疑是一种主观建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做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客观”的事实判断。遗憾的是,目前的相关研究基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从本文的意图出发,笔者认为,虽然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已经带着一厢情愿强烈地介入了人们的生活,但在双方的互动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的主观建构出人意料地转化了它,不仅是同性之间,而且是男性与男性之间。

2.主要是欺负人?

至少在当今美国主流文化中,性骚扰主要不是指在公共场所“耍流氓”,而是指在工作场所“利用”那些利用职权的人。这个定义主要来源于女权主义的“性别权力关系”理论。那么,中国人是这样认为的吗?为了测试,笔者问了那些举报自己被言语骚扰的人:过去12个月对你说性话最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于那些被行动性骚扰的人,作者问:对你性骚扰最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合并平均比率的分布情况如下:

性骚扰发生最多的是三种基本对等的人际关系——“同事、同学、熟人、邻居、业务关系”,分别占57.0%和36.3%;“恋爱中的对象和朋友”分别占6.7%和13.1%;“家庭成员及亲属”分别占3.4%和2.5%;在言语性骚扰中占67.1%,在行动性骚扰中占51.9%。

其次,大多发生在不熟悉或刚认识的人际关系中——“陌生人,或刚认识的人”分别占8.9%和20.1%;“网友、朋友或了解婚姻的人”分别占3.0%和1.2%;“其他类型人群”分别占13.4%和13.7%;在言语性骚扰中占25.3%,在行动性骚扰中占35.0%。性骚扰是对方最少使用的权力——“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好的人”只占7.6%和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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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说明,不管美国人对性骚扰的定义是否正确,都不适合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国人认为性骚扰多发生在平等关系中,其次是不熟悉的关系中。相反,最容易被欺负和性骚扰的比例其实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职场上利用职权的性骚扰确实存在,但真的没有那么多。

那么,如何解释欺凌性骚扰在生活中少见的现实呢?一些恨铁不成钢的好心人,可能会把这归咎于人们的无知和无意识,没有意识到有权有势的人总会抓住机会攻击他们,或者下属真的被性骚扰时不敢回答问卷。然而,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认为上级的某些行为是性骚扰。

3.什么是性骚扰?

笔者一直强调,社会调查获得的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被调查者向调查者呈现的某种主体建构的结果。中国的性骚扰受害者如何对“什么是性骚扰”这个问题进行自我认同目前,中国文学还没有涵盖它。

在问卷调查中,当被调查者回答自己被性骚扰时,研究人员不可能知道他们心里发生了什么,但内容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是奇怪的。因此,研究者不应将答案视为“客观真实”,而应视为被调查者在自己的定义下和在调查时的情境中所做的互构的呈现;最多只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定义衡量社会现象的结果。研究人员应该探索受访者如何构建自己的答案。

因此,在2010年的问卷调查中,在询问了所有关于性骚扰的问题后,作者接着问了那些被性骚扰的人:当时发生了什么?请回答当时最严重的情况,不管具体手段是什么。答案见表2。

第一个发现:在中国成年人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人们其实对“性身体”都非常敏感。认为自己受到过性骚扰的人中,42% ~ 49%的人认为“故意触摸我的身体”是性骚扰。

如果女人这样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但是男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需要好好解释。其背后的学术意义在于:面对异性或同性时,男性或女性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及其呈现?人们认可的“身体”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如果被别人摸了,如何判断是有意还是无意?又如何决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作者的假设是,无论男女,只要生活在今天的中国,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中。然而,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来积累“什么是性骚扰”的主体建构。它们之间的相互结构、参照系、行为逻辑、运行和调节机制构成了它们对性骚扰的判断体系。

第二个发现:遭遇过性骚扰的人中,约有五分之一将“谈论性”视为性骚扰,仅次于有意的身体接触。特别是无论男女,无论发生在异性之间还是同性之间,这样认为的人比例相当一致。

如果只有女性面对男性,女性持有这样的标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大男人对另一个大男人说一些性的话怎么能算是性骚扰呢?在日益高涨的反对性骚扰的舆论中,男人不总是被贴上“黄色笑话的发送者”和“说话就是性”的标签吗?他们怎么能把“谈性”归类为像女人一样的性骚扰?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男性在“谈性”这个问题上与女性的想法和观点基本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被性骚扰了。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性骚扰的强力干预的产物,是这些男性的个人特征导致的不同主体建构,还是他们相互建构的结果?

4.什么样的人认为自己被性骚扰过?

性骚扰是一种均匀分布的普遍现象,还是更针对某些社会阶层?鉴于这一假设,作者考察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即教育水平和专业水平。研究结果如下: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水平越高;她们遭受性骚扰的比例越高。

具体来说,只有5.5%的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经历过任何形式的性骚扰,但初中、高中和大专学历的性骚扰比例分别上升至11.1%、12.5%和14.9%。而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则高达16.9%。同样,在农民和工人中,任何种类的性骚扰比例仅为8.0%,但在商业服务工作者中已增至14.2%;白领中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12.0%,企业家或领导者中的这一比例为13.2%。

此外,作者还调查了性骚扰的可能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相比,初中和高中的人数增加了44% ~ 48%,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增加了73% ~ 74%。从职业等级来看,与农民、工人等体力劳动者相比,商业服务工作者遭受性骚扰的可能性增加了42%;白领增长了26%,而企业家和领导者增长了78%。

以上统计结果虽然符合数理逻辑,但似乎与生活常识相悖。是不是说教育水平越高越好欺负?性骚扰企业家、领导人这样的精英比骚扰社会底层的工农更容易吗?否则,为什么前者比后者多得多?这种悖论迫使作者逆向思考:自己是否受到过性骚扰,这是由受访者自己决定的。

作为调查人员,提交人没有办法“客观地发现”被告发生了什么。因此,本文的所有数据与其说是“测量结果”,不如说是受访者的“报告”,即“主要投诉”,是对自身学科建设的呈现。思维转变后,上述数据的意义就变成了:文化程度越高,专业水平越高,越容易认为自己被性骚扰,越愿意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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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从20世纪后期开始,反对性骚扰成为一种话语,强势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21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性骚扰在减少,但人们对它的焦虑却在日益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反性骚扰的宣传教育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很有可能会出现“反性骚扰越来越多”的情况。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追随主流话语,无论实际发生什么,即使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自己受到了性骚扰,人们对性骚扰也会越来越担心。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已经被主流话语所改变。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能证明“社会决定论”或“话语决定论”。调查显示,虽然“反对性骚扰”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但只有更主流的人,才更容易知道、接受、认同这种话语,更容易“涉入”,更容易用这种话语来判断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类似情况是否属于“性骚扰”。相反,那些层次相对较低的人,接触和接受主流话语较少,所以即使遇到同样的情况,也很少按照主流话语的标准将其纳入“性骚扰”范畴。对他们来说,反对性骚扰的字眼可能是贬义的“对牛弹琴”,也可能是褒义的“我行我素”。

从实际行动来看,反对性骚扰的正义性和紧迫性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谁来定义我们反对的“性骚扰”?这方面的“悟”有没有可能退化为“规训”?调查显示,中国人对性骚扰的主观建构既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话语。人们把男性不利用自己的权力而发生在同性之间的所有情况都归入性骚扰的范畴;基本上,我们不考虑所谓的“客观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我们对对方动机的推定,给出自己的定义,推动社会变革。

这就引出了一个终极问题:谁错了?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还是文字脱离了生活?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由于21世纪以来中国权力、性别和性之间日益突出的新关系结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三者是金字塔结构:权力包裹着性别,性别包裹着性;基本上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因此,任何实际的性骚扰都不会被认为是性骚扰。21世纪之前,这三个因素转化为重叠状态,导致了影响全身的局面。因此,所有的性骚扰行为都会同时被视为这三个因素的弊端。到目前为止,至少在中国,三原色的分布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这三者虽然有交集和相互建构,但却日益走向相对分离,独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增强。

这表现为:权力越来越“在私人领域看不见”;社会性别从“异性恋”走向多元取向;性从“生物本能”向“全能”扩张,离散度可变。这就使得性骚扰的概念不得不细化和深化为:是否真的遇到过?是否涉及权力?只在异性之间?身体接触?是指性吗?

中国目前反对性骚扰的话语,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基本上还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性本丑”的重叠的滞后阶段,才会造成目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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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的问卷中,作者还问:过去12个月有多少人性骚扰过你?答案是:在所有被性骚扰的人群中,有27.4%的女性和31.1%的男性被两三个人骚扰过;3.6%的女性和2.9%的男性受到过三人以上的骚扰。它提醒我们,中国社会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两三个人很容易对同一个人进行性骚扰。

对于问卷调查,由于缺乏元假设,没有可行的方法来调查这一新情况;然而,这一现象的理论意义不可低估,这足以引出一些研究假说:

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比较特殊,更容易被性骚扰“吸引”?是不是因为他们很难避开那些喜欢发起性骚扰的人,才屡屡遭受这种厄运?是不是因为他们总是误解对方的意图,经常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是不是因为被言语深深卷入,所以把自己的“性身体”造得更宽更敏感,然后举报更多的性骚扰?是因为作者提问时所遵循的推理逻辑与受访者在自身生活中的行为逻辑不同,导致其回答错误还是作者的误读?

以此为契机,笔者期待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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