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琴 《明星与素琴》作者云从龙：要发掘宏大叙事下的“私家历史”

【编者按】《明星与素琴》一书于今年4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云从龙运用“历史拼图”的方法，以贺明星与王素琴这两位“小人物”在建国初期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延伸叙述了自清末民初到共和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信念与梦想、飘摇与浮沉。什么是“历史拼图”？“小人物”的历史如何书写？我们来听听云从龙的分享。

云从龙，本名任建平，1984年生于甘肃灵台，现居江西南昌。

本站：您是从何时起开始关注私人档案的？

云从龙:2010年10月以后关注私人档案。在此之前，我对文学和诗歌很着迷。我想成为一名诗人，带着剑出国，离开亲人远行，表达自己的气质，唱歌。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战绩平平，最终输给了有才华更优秀的人。

2010年盛夏，由于认识了我女朋友的缘故，自杭州辗转来到南昌，开始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起先是找了一份工作，结果只上了一周班，就不愿意去了。接下来做点什么呢？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江西师范大学后面的文教路上瞎溜达，看到一家旧书店寻求转让，当即决定，做回接盘侠，开个旧书店吧。

当时江西师范大学后面的文教路上有30多家二手书店，是江西省二手书业最集中的地方。除了一些在大学卖二手教材的店，经营社科旧书的书店比较多，而我的书店一开始主要以特价书为主，货源来自北京。但是很快，我发现把书店弄成这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和图书短缺。附近的书店里满是“汗流浃背的房子”，而在我的书店里，空似乎荡了很久。如何开发更好的书源？反思之下，我决定一边经营专书，一边涉猎一些旧书。后者的来源主要是位于郊区边缘的废纸收购厂。第一次接触一些私人档案是在废纸制品厂翻旧书的时候。一些零散的个人自传、计划经济时期合作社的生产账目、会议纪要、社员的政审档案等。，第一次进入我的视线。

不过，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好玩，并未意识到它们真正的价值。改变发生在2011年秋天，我的一位朋友主编一本文化杂志，希望我能开个专栏写些文章。我突发奇想，跟他说我收集了很多私人档案，是否可以根据它们写一些小人物的故事。他听了后觉得可行，并将专栏命名为“社会文本”。不久，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交给他看后，得到了不错的评价。此前，我从未想过自己误打误撞收集来的这些私人档案会变成铅字。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鼓励。此后，我又陆续写了几篇，渐得法门，愈发对私人档案的解读与写作放不下来。

开书店有哪些趣闻？

云从龙：开书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如果真的要聊这个话题，大概都可以写一本书，我在这里只讲一个故事。在一般的人印象里，喜欢买书读书的人应该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人或者在社会上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一定地位的人，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开书店的时候，遇到一个刚开始不熟悉的人。我看到他每次来书店，都是衣衫褴褛，留着胡子，戴着一副老式的近视眼镜，底片很厚。进来后，他会先仔细地扫一扫每个书架上的书，然后问我，老板，你有佛教方面的书吗？总是这样。后来听邻居说他在外面街上卖油炸的，他老婆会没收他每天赚的钱。原因是他担心自己会拿钱买书。但是他还是会想方设法“藏”一些私房钱买书，他只买佛教方面的书。据说有一次，他在金陵看到了一部旧版本的《楞严经》。卖家出价很高，但他没有那么多钱。但最后，我还是想买下来。方法是向书店分期付款。买这本书花了大约几个月的时间。

有一次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专门买佛教方面的书呢？他说是要拿去庙里供奉，他买的每一本书，最后都会供到庙里。我又问为什么要供奉到庙里呢？你自己不读吗？他顿时脸色大变，嗔怪我小看他不读书。说着竟然解开衬衫扣子，从怀里掏出一本《虚云老和尚法汇》，跟我讲一代宗师的过往与心得，滔滔不绝，讲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小瞧他。

本站:你更喜欢哪些历史作品？它们如何影响《明星》和《苏秦》的写作？

云从龙：笼统说来，我还是比较喜欢西方汉学家的着作，这个偏好从上大学那时候就有了。一方面来自老师们的指引，另一方面也来自个人阅读经验的积累。就个人的阅读史而言，大学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主要偏向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古典主义、传统文化等等，在此之后，逐渐对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发生了兴趣。这个改变从何而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仅仅能体会到的是，阅读的视野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从房龙的历史地理学着作到H.G.Wells的《世界史纲》、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甚至连斯科特的《数学史》，我都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后来，我又盯上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外国传教士、外交官们记述中国的各类书籍，尤其是黄兴涛、杨念群两位先生编辑的那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令我深深地着迷；再后来便是剑桥中国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四十年代的西方记者、学者记述中共的着作；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对于像《王氏之死》《叫魂》《江城》这一类书籍的涉猎，从未停止过。

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最大的启示: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或观察对象，我们特别喜欢用“二分法”来对待，非白即黑，非对即错，非好即坏，我们也善于先入为主，先预设结果，再寻求论据。西方学者完全不同。他们在看待一个问题时，往往不会轻易在价值层面下结论，而是尽可能呈现事实的全貌，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判断。在他们看来，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变化背后都有复杂的因素，并不是由一两个关键人物或事件所主导的。

本站：《明星与素琴》运用了哪些原始材料？您是如何得到这些材料的？

云从龙:明星和苏秦有三种原创素材。一部是何星1948年12月写的自传；二是1949年5月至1951年3月，何明星与女友王的三十五封书信往来；三、1956年和1968年王的一些个人政治审查材料。这些资料是从一家旧书店获得的。当时是卷了很多文件，塞在蛇皮袋里。我去看的时候，书店老板不让我挑挑拣拣。如果我想要，我会全部买下。用南昌话来说，叫“一枪”。不，别动。我大概看了一下，觉得有用，就拍了。

何明星自传封面

拿回家去放了很久，才做了分类和整理。最先是妻子帮我在电脑上誊录了《明星与素琴》所有原始材料的文字，然后就开始做案头工作，比对文献，抽丝剥茧，前前后后大概写了两年多才完成。最初，我觉得大概写个四五万字就可以收笔，等完成时，回头一看，居然接近十五万字，五百来条注释。吓我一跳。

本站:有时书里用第一人称，也叫“转场叙事”。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有你的主观因素？

云从龙：首次提出这个说法的是作家马国兴先生。《明星与素琴》首发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上，2015年最后两期。马先生是《读库》的特约编审，也是最早看到《明星与素琴》的读者之一。待当期的《读库》出版后，马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我的写作，“转场式的叙述”便由此而来。

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想过这样写作的特殊意义。如果非要给出一些理由，我觉得应该有两点:第一，“过渡叙事”最直接的灵感来源于史景迁先生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在那本书里，他以第一人称描述了康熙皇帝的一生，感觉把读者带到了历史现场。皇帝不再是上面的权威，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许多复杂的历史事件。

二是在《明星与素琴》中使用转场式的第一人称叙述，根本原因还在于我想拉近读者与贺明星的距离，让人们有一种历史的“在场感”，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在父亲罹难之后的心路历程。另外，对于贺明星，我是抱有某种同情的。我总觉得，在1942年到1946年左右的那段时间里，他是一个特别孤单和可怜的孩子，在最需要父亲的时候失去了父亲，从此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不仅要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苟且偷生，还要不时承受家族里叔伯父子的白眼，心情之抑郁，可想而知。

这个过渡叙事虽然用了第一人称，甚至还挺文艺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原始材料和历史记载。比如我写过日本投降后的情况，何明兴几次生病，明水县的土改，这些在原始材料和二手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就连父亲睡梦中离开时的那个吻，在何明星的自传里也写得清清楚楚。略有不同的是，当我叙述这个“吻别”时，我放大了它的意义，从梦想到现实，从现实到回忆。在我看来，它是何星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场景，代表了他对父亲永恒的思念。虽然有文学描写，但我不认为是煽情，不靠谱。相反，我觉得我或多或少触动了何星的心。

本站：您曾说过，《明星与素琴》讲的不仅仅是爱情，他们两个人还有哪些地方触动您？

云从龙:除了爱情，还有两样东西最让我感动。

一是信仰。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内忧外患，贫病交加，到了四十年代末期，终于迎来了廓清寰宇、从头再来的机会。明星与素琴是这个大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真正执着于信仰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代国民。这之中不仅仅是他们这种新政权的积极追随者，还有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名流巨贾，都发自内心的遵从信仰的召唤。而今天，我们谈及信仰，往往虚情假意，表面上把它标榜得极其崇高，实际上根本没有底线。前几天，我去看《冈仁波齐》，看到尼玛扎堆带着家人一路不停朝拜的镜头时，坐在旁边的观众不住惊呼：看，信仰多么可怕！言下之意，我们是不该有这样的信仰的，信仰会将人变成“疯子”。我当时就想质问他，有信仰的人怎么就可怕了？到底是我们这些心无敬畏、事无底线的人更可怕还是尼玛扎堆的执着可怕？孔子曾说：“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里生活的太久，便以为没有信仰才是正常的，而有信仰才是不正常的、可怕的。

何明星给王的信

二是命运。在《明星与素琴》的第二部分，我曾详细解读了贺王二人的通信，信中他们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时代的看法，坦言要投身在激动人心的大时代中，为新的国家和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和上面所说的“信仰”问题一样，这种赤子之心并不限于当时的一部分人，而是涵盖了整个社会阶层。但是，从后来的社会发展来看，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个人期许与国家意志南辕北撤的错位，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在《明星与素琴》的写作过程中，每每思及这些，无不扼腕叹息。

本站: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历史背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云从龙：在我看来，明星与素琴的每一个人生选择，都与当时大的时代趋势密不可分。比如贺明星随军南下，成为新政权坚定的扞卫者，比如王素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态度积极地想去参军，比如在1956年和1968年王素琴的个人遭遇，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而这些，又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共同的人生轨迹。也就是说，明星与素琴实际上具有社会意义上的普遍性，他们并不是那个时候的异类，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员。因此，我在叙述他们的故事时，特别留意对整个历史大背景的交代，甚至在一些地方不遗余力，通过第三者的经历和第三种文献等，做了大量的补白。

之所以这样，是想尽力去探索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与大历史的互动关系:大时代与大历史是如何席卷并深刻影响个人命运的，个人又是如何回应一个日新月异的大时代的。这样的考察对还处于现代化初期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和国家的出行方向往往被紧紧绑在一个轨道上，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自由选择就业、居住、信仰等等。

本站：明星与素琴的故事讲到“文革”前就戛然而止了，为什么？您曾联系过王素琴女士及其家人，他们后来的故事怎样？

云从龙:直接原因是我没有找到更多更详细的文革时期明星和苏秦的私人档案。“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这场社会运动中，明星和苏秦都在各自的社会“小环境”中有所作为，如何更客观地评价，我找不到更好的数据来支撑，只能戛然而止。就整本书而言，有些虎头蛇尾。

事实上，我曾有过一个真正地走近明星与素琴的机会。那是在2012年冬天，我通过明水县的一位朋友获得了王素琴还在世的消息，并且还与她在电话里有过一次短暂的交流。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能取得过联系，直至现在这本书出版了，都没有能够与王素琴及其家人取得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刻意回避了自己所经历的这段历史，原因讳莫如深。这对我来说，深感遗憾。

王给何明星的信

本站：您常提到“历史拼图”的概念，能不能详细阐释一下，何为“历史拼图”？

云从龙:“拼图”这个词更多的是对某种智力游戏的描述，可能是第一次被引入历史写作的范畴。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在历史语言的范畴中，拼图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可能适用于当今大多数已知的理论，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文学、经济学、考古学、生物学等。，从多个维度分析特定标本。它的对象不是我们每天都熟悉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历史，而是所有宏大叙事的背后，即隐藏的海底。更具体地说，它可能是这些海底的一粒沙子。一个贝壳，一种微生物，一个发酵的洞穴。”我认为这段话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我的想法。

这本书最初只有三种原始材料，自传、书信、个人档案，相互间的关联性并不是很大。要将故事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就必须想办法将它们拼合，就像一幅被撕碎的画、一面被打破的镜子，必须要一点一点地拼接，复盘每个可以咬合的碎片。这个过程有时候很艰辛，但也很有趣。在《明星与素琴》中，当我对贺明星的自传进行细致的考察时，父亲贺文翰的身影渐渐地浮现了出来。尤其是当我最终确定地方史志中记载的贺文翰与贺明星自传中记载的“父亲”是同一个人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实在是太美妙了。就像探秘或寻宝，终于找到了神秘地图中的金矿所在。

但是，我觉得“历史拼图”对我来说只有意义。这是我最初尝试写历史的一点总结。

《明星与苏秦》，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

本站：您为什么要书写“小人物”的历史？“小人物”的历史又应该如何书写？

云从龙:严格来说，明星和苏秦不能算是“小人物”，因为明星曾经是县长，苏秦也是国企高级干部，社会地位比普通人高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拓宽历史视野，拓宽考察半径，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众生”中的一粒尘埃。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历史叙述中只有大人物、英雄、伟人、政治家或者各种各样的大反派，历史原本很生动，很鲜活，结果却被粗暴地弄成了脸谱和偶像，最后放眼看去，就那么几个人，其他的没了。老百姓没了，士农工商没了，甚至连失败者也没有了。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应该既要有伟大的人物，更要有普通平民，甚至连小丑也要时时在场，这才算真实。

事实上，中国一直有写小人物的历史传统，远在司马迁的《史记》、《陈寿的三国志》，近在明清，我们称之为“野史”的文人笔记，都记载了很多关于小人物的历史，其中有一些很有意思。中国人早就明白，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更是普通人的传说。然而，1949年后，这一传统被故意忽视。

“小人物”的历史应该怎么去书写，我觉得没有一定之规。《明星与素琴》我以“拼图”和“复盘”的方式娓娓道来，主要是因为一手资料十分有限；但在下一本书里，如果资料充沛，我又会换一个写作方式。但我认为，对于小人物、私家历史、民间历史的书写，“拼图”的意义长久存在，将那些在宏达叙事背景下被忽略被遮蔽的人性与故事发掘出来，我觉得这应该是当代作家们不遗余力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也相信，当代中国世界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观念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跨越和提升。过去，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深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但近年来，尤其是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正在努力摆脱过去的泥潭。起初，我受到海外汉学研究的启发，尝试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后来我有意识地挣脱旧思想的束缚，更客观地进行历史研究。后来我从宏观到微观，从观看到现场，从事件到人物，从对错到细节。以明清史、近代史、民国史、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为例，我认为这几年变化很大，有些错误观点正在纠正，有些是捏造的。

此外，我还注意到，一些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学者正在快速崛起，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学界的新星。这些学者出生于日趋开放的年代，自儿时到学成，享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大部分信息便利，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前辈学者那样，背负着卸之不下的历史包袱。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轻装上阵，在各自的领域努力耕耘，成就不可小觑。我曾留意过美术史、社会学、人类学、当代史方面一些年轻博士的着作，观点独到，非常用功。我认为，这会为将来的历史写作注入巨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