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时代 从弥生时代到律令时代：日本究竟从唐朝学去了什么

本书探讨的是645年至900年间日本的人口、疾病、土地开垦、农业技术以及农村居民区等问题。上述这些可变因素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形态；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大多数近代文化中的制度化生活和政治权力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因素还影响着个体生活；有史以来，家庭、食物和居住区几乎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头等重要之事。

现代人口学方法对于分析日本早期人口是可行的。当时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哪些年龄组死亡风险最高？女性最有可能在什么年龄生孩子？虽然历史学家无法回答一千年前西方社会的这些问题，但就日本而言，相对丰富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在人口和疾病的研究中，对农业的考察自然必不可少。对此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大多将8世纪和9世纪描述为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时期，认为开垦新田与人口增长同步进行。近来，日本学者对这种同步关系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究竟有多少荒地被改造为稻田？开垦新田就一定意味着人口增长吗？

如果我们不探索耕作方法，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土地开垦。稻农最初使用什么工具和农业技术？其他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是什么？土地使用如何影响土地所有权？许多研究者经常重读历史文献，以了解日本后来的农业情况。最近，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645年至900年的农业条件比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更加多样和原始。

对于人口和农业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发展的探讨。7世纪末和8世纪初，日本人口和农业状况与采取中国式中央集权制政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唐朝人口密度更大，农业也更发达；日本的状况与唐朝截然不同，为了适应这种状况，日本是否对中国制度进行了改造？若是如此，又进行了哪些改造？同时，这些改造又是如何助益日本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对中国制度的改造又揭示出日本朝廷怎样的动机？

这本书跨越了日本模仿中国文明的两个半世纪，被称为法规时代。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此后日本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法律时代，这种人口和农业状况持续了多久？这些条件是如何变化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正确认识早期经济形势，对于建立现代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公元645年之前的人口与农业

法律时代的农民生活是从弥生时代确立的生活方式演变而来的。在弥生时代，两项革新对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首先，从亚洲引进青铜器和铁器；岛上居民很快学会了锻造金属工具和武器，取代了以前的石头和木制工具。其次，定居农业，特别是水稻种植农业，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农民普遍采用的生活方式，取代和补充了前几代人形成的狩猎、捕鱼、采集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了人口爆炸，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形成，加速了原始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

通过比较弥生时代与此前石器时代［史称绳文时期］人口数字，表明更先进的技术及收益更多的谋生手段对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考古学家山内清男对弥生时代文明到来前日本的总人口做了估算，认为当时人口总数为120000左右。芹沢长介则提出，当时人口总数约为150000至350000。到了弥生时代末期，日本人口总数介于1500000至4500000之间，相当于绳文时期日本人口总数的10倍。公元1世纪，人口增速最快；此后两个世纪，人口增速逐步放缓。弥生时代形成了一个显着的人口分水岭，直到明治工业革命时期才出现另一次人口增长高峰。

虽然对许多日本人来说，采用新技术意味着巨大的进步，但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从亚洲大陆引进的新技术有不同的反应。左元成、金将弥生文明分为五个区域，其中第二、三区域的人反应最为积极。在这两个地区，水稻种植历史悠久，是最早锻造金属工具和武器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迅速。挖掘出的人类遗骸显示，第二区和第三区的居民高度相似，尽管他们的头骨标本显示了他们身体结构的一些差异。在这些地区，最早出现了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的迹象。

其他部门很难接受变化。这四个地区的居民抵制水稻农业的入侵。许多当地人仍然主要靠捕鲑鱼为生。即使在水稻农业普及后，人们仍然使用石头和木制工具。这个地区挖掘的人类遗骸和绳时代的没有什么区别。第一区和第五区的居民几乎没有受到弥生时代变化的影响，仍然发展着自己独特的文化。

弥生时代农民所种植的水稻成为现代水稻的直接起源。然而，与现在水稻品种不同，弥生时代的水稻多芒刺。如今，菲律宾群岛居民，仍然种植多芒刺的水稻，其稻作技术与弥生时代所使用的技术非常相似。菲律宾所产的水稻广有美誉，具有抗病、耐旱、耐贫瘠的特点；该品种水稻的这类特性可能曾使登吕村的农民受益颇多。

弥生时代末期，有两大进步:铁农具和更先进的灌溉技术。与早期的技术相比，铁农具的使用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技术进步。铁锄铁锹可以挖得更深，农民不用在沼泽洼地种庄稼，还需要加厚耕作层，增加土壤肥力。早在公元前1世纪末，九州北部的农民可能已经锻造了铁刃镰刀用于收割。九州北部以外的农民开始习惯长期使用铁农具。直到5世纪末，吉林省内部地区和关东地区的农民才学会用铁刃制造金属收割工具或锄头和铁锹。

此外，农民也开始建造更为先进的灌溉设施。对于这项新技术，日本最早的宫廷史书《日本书纪》是这样描述的：

皇帝告诉大臣们:“但是看到这片土地，荒地和沼泽，延伸得又远又广，田野又少又少。而且，河水泛滥，导致下游水流缓慢。如果下雨，潮水汹涌，但你可以乘船穿越村庄；官道上也是一片泥泞。因此，所有的大臣和官员都应该看看溢出的水流的根源，切断通往大海的运河，阻止海浪上涌，保护田舍。”

……开凿宫北平原，以令南来之水改道，汇入西海。故此，该河得名“堀江”。

.....直到北河泛滥，才修建了花旗大坝。

在《日本书纪》里，在关于4世纪和5世纪的其他章节中，不乏与此类似的描述。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些灌溉技术的了解有限。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大多是朝鲜后裔，为冀内等地的达官贵人工作。爱媛县嵩山市古赵村附近，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建于4世纪的大坝，大坝长10多米，用树枝和圆木加固。奈良县樱井市附近的唐翔村发现了一个由运河、水坝和水闸组成的复杂网络结构，其建造日期可追溯到4或5世纪。历史学家永远不会知道当时是谁在耕种古赵村或缠着村里的田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地农民已经尝到了这项新技术带来的甜头。

在4世纪和5世纪时，日本人开始驯养牛马。起初，对农业生产而言，牲畜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此前，对于日本人而言，野猪、野鹿和鱼类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丰富而持久的蛋白质来源。当时，农民们既不会用犁，也不懂施肥。畜牧业尚处于原始阶段。人们对去势技术一无所知，无法大量饲养牲畜。最初，马和牛仅仅作为个别使用的役畜，来往于日本山区，用于驮运和骑乘。与铁制农具和新式灌溉技术的应用一样，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牲畜对于农业的贡献也慢慢显现出来。

300年到645年的人口发展趋势仍然未知。考古学家莫里·易浩指出，在5、6世纪，丧葬习俗发生了变化，证明了当时人口爆炸的情况。5世纪，虽然墓葬数量不多，但形制巨大，如大阪的大墓。到了500年，这种丧葬习俗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小墓葬出现。根据莫里·易浩的说法，这些分布广泛的小墓葬不仅显示了当时人口的大量增加，也显示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两个世纪里，尽管人口可能略有增加，但唯一的考古证据似乎无法证明莫里·易浩关于人口快速增长的说法。疾病和饥荒对这一时期的影响仍然未知。

时至7世纪中叶，在日本，人们的生存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农民们在沿用更原始的弥生时代的稻作农业方式的同时，也使用灌溉池塘和沟渠。此外，人们还采用其他农业生产方式，譬如，旱作农业或者刀耕火种的农业。尤其在北方和遥远的南方，很多人依然以捕鱼、狩猎和采集为生。当645年律令时代开始之时，日本群岛的居民数量为3000000至5500000左右；与同期欧洲相比，这个数量相当巨大。

东亚的巨大变化

7世纪中叶，日本统治阶级面临的危机与日俱增。618年，李渊称帝，大唐帝国建立，其野心勃勃，势力不断扩张，这令日本朝廷忧心忡忡。平定国内叛乱后，新登基的天皇旋即将注意力转向确保中日边界的安宁。对他而言，尤为迫切的是制服好战的高句丽王国；此前，高句丽王朝击败了隋王朝对高句丽的数次远征，间接造成了隋王朝的覆灭。日本统治者担心，倘若大唐军队征服了高句丽，日本的盟国——百济国——将会成为下一只待宰的羔羊。倘若百济国战败，日本的死敌、大唐的盟友——新罗国——将会接管朝鲜半岛；到那时，敌国大军压境，会致使日本险象环生。

631年，新继位的大唐皇帝唐太宗开始发动战争，进攻高句丽。他派兵到辽东，埋葬了前一次战争中战斗过的士兵的尸骨，并命令唐军洗劫高句丽的村镇。唐骏的出现使得朝鲜国内政治陷入了空之前的混乱。641年，朝鲜三国中最不稳定的国家百济爆发宫廷政变，好战的义慈王独揽大权。642年，唐军入侵高句丽前夕，军阀全温屠戮贵族180余人，夺取了义慈王的王位。百济和高句丽建立的新政权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新罗和大唐，积极备战。

从百济和高句丽流亡到日本的贵族，讲述了唐军入侵以及血腥政变的惨况。这些来自大陆地区的消息，加剧了日本人的恐惧感。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轻皇子和中臣镰足，在惊慌失措的皇极天皇面前，刺杀了朝廷大臣苏我入鹿。

和百济、高句丽的情况一样，日本新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备战。宫廷政变后不到两个月，朝廷的使臣就到了关东；6世纪，关东地区一直是日本天皇的军事基地。使节们登记了当地人口，并登记了耕地；建立一个军火库，没收不可靠的当地贵族的武器。据日本《史记》记载，在朝廷中，新当局建立了官阶制度，并于646年在著名的《大华变法圣旨》中宣布，他们将实行中国的税收制度、土地所有制和地方行政制度。

660年，唐朝和新罗联军击败了百济军队。百济将军鬼室福信侥幸逃脱，率军继续抵抗唐军入侵，他坚信日本盟友会出兵援助。661年，中大兄皇子和齐明天皇远赴九州，统领入朝援军。同年，日本朝廷释放了已被日本扣为人质长达30年之久的百济王室成员余丰璋，使其归国，加入百济军队，与鬼室福信联手。662年，日本朝廷派遣一支远征军援助鬼室福信；一年后，援军数量增至27000人。

与此同时，唐朝的统治者也制定了战争计划。由于担心朝见唐高宗的日本使臣会向日本朝廷透露唐朝的军事战略，唐朝统治者将日本使臣软禁在唐都长安。对于大唐皇帝与日本使臣之间的这一事件，《日本国志》中有如下记载:

……皇帝诏令如下：“本朝定于来年对海东诸地实施行政措施，尔等倭［日本］使不得东归。”最终，日本使臣们被扣于长安。他们分置独居，门户紧闭，严禁会客，毫无行动自由。如是，使臣们挨过了凄苦的一年。

663年，白村江之战打响，双方军队开始交战。《日本之书》记录了这场灾难性战争的整体影响:

敌军将士，兵临州柔城下，围困皇城。唐将统帅170艘战船，列阵于白村江。最初抵达的日本战舰与唐军激战，日舰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

.....日本将领和百济王不看天，指天:“我要为之而战，他应该撤退。”更率日军乱亡卒，投入大唐之军。然而唐军在战争前后抓住了船，在官军失利的那一刻，许多人淹死在水里，不允许他们摇摆。朴石天来到天津发誓面对天空；切牙，杀数十人；立即战死沙场。这时，百济王虞张峰和他的士兵乘船逃到高句丽。

668年，高句丽被灭，朝鲜半岛统一，其统治权处于与日本朝廷敌对势力的掌控之下。

东亚新均势的出现使日本陷入紧急状态。百存江之战战败后，天智皇帝发布圣旨，在对马岛北海岸线、一气呵成、九州等地设立岗哨，修建烽火台，这些地方都是中国唐朝和朝鲜半岛军队唯一入侵的地方。天智皇帝迁都琵琶湖岸边的大金宫，这里远离濑户内海，不容易被入侵的敌人袭击。大和和赞其建造了城堡和了望塔。天智皇帝经常去这些堡垒，那里的军事训练部门空很常见。讽刺的是，很多工匠和教官都是朝鲜半岛的难民。

在朝鲜半岛的兵败，为日本朝廷提供了新的改革驱力，朝廷迫切需要扩充权力并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据《日本书纪》记载，在白村江惨败后的6个月内，天智天皇就出台了一套崭新的、更加系统化的国家行政体制。他颁布法令，限制势力强大的宗族首领的特权，限制其所豢养的家臣和奴隶数量。670年，天智天皇下令进行人口普查，以“镇压强盗和流匪”。井上光贞认为，670年的人口普查，登记了当时天智天皇统治下所有阶层和地区的国民，并被用于确立民众姓氏。人口登记，为课税和征兵的开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不幸的是，在它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实施之前，天智皇帝就去世了。671年，他去世时，权力真理空时期出现，两人争夺皇位。犹大王子不仅是天智皇帝的儿子，也是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不过，天智皇帝的弟弟，海王，也有法定继承皇位的资格，相比之下，他更有实力，也更足智多谋。海王子假扮和尚，住在奈良县吉野；秘密招募支持者，企图东山再起。672年春，内战爆发；由于之前的精心策划，大海王子很快取得了几次胜利。不到半年，犹大王子上吊自杀，大海王子随即登基，史称天武帝。

天武天皇师法中国

天智皇帝不受待见，天武皇帝因此受益。天智皇帝的中央集权政策，尤其是贵族特权的限制和人口普查制度，引起了许多地方领主的不满。天智皇帝的外交政策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日本西部的很多贵族拒绝再次出兵作战。天武帝本人并没有依靠地方或帝国的达官贵人来夺得皇位。他本人并不是具体作战的指挥官。具体的行动是由一群忠心耿耿的下级军官进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近亲。因此，对于可能反对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人来说，天武帝几乎没有政治赤字。此外，他还有军权，对于不听话的朝臣，他可以用军队迫使他们屈服。

天武天皇擅于汲取其所处时代的经验教训。天武天皇生于631年，当中大兄皇子及其追随者们刺杀苏我入鹿并且攫取政权时，他还年纪尚轻。当天智天皇远征九州指挥援军入朝作战时，年少的天武天皇留在朝廷监管国事。天智天皇归国后便狂热地忙于备战，准备抵御大唐和新罗军队的入侵，天武天皇密切观察着兄长的行动。通过对暂居于宫中朝鲜流亡贵族的了解，天武天皇认识到，大唐和新罗的军事力量占优只是造成日本战败、高句丽国和百济国最终覆灭的部分原因。他坚信，强军的关键乃是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必须由一整套律令来明确界定。676年，新罗国利用从唐朝学到的知识，将唐军逐出了朝鲜半岛，这个事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天武天皇知道，必须像新罗那样，日本才不至于亡国。

672年，天武帝登基后，立即着手进行大规模改革，模仿中国模式。继位仅三年，就颁布圣旨，废除贵族经济私有制的基础，包括他们对农民和“山、沼泽、岛屿、海湾、森林、平原和人工池塘”的控制。许多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天武天皇采取的措施在削弱贵族私人权力方面比以前的统治者有效得多。消除贵族对农民和土地的控制是保证经济集中管理和建立国家官僚机构的关键环节。

天武天皇确立了前所未有的皇族专权，对地方行政机构产生了影响。据《隋史》记载，7世纪初，日本被划分为大约120个地区。这些地区由地方贵族管理，在辖区内，他们拥有军事、政治和宗教上的绝对权力。大化政变之后，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也曾试图向地方派驻朝廷特使以监督地方事务，借此来削弱地方豪族的势力。《常陆地名辞典》及其他文献资料记载表明，皇权已渗透进了地方管理，然而，那些朝廷派驻的特使往往最终形成一个新阶层——地方领主阶层。

天武帝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制服了当地的贵族家庭。首先，他剥夺了钦差大臣此前拥有的经济和军事权力。随后，他引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机制，刺激地方贵族争夺地方官位，并把效忠朝廷作为为官的重要前提。天武帝通过提拔新人为官，划分了传统的职权范围，瓦解了旧势力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剥夺了当地贵族家庭的军事和宗教权利，并设立了新的官方职位来履行这些职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位皇帝妻子在位期间，天武帝的政策得以延续。到700年，日本地方行政区的数量已经达到555个，大约是一个世纪前的五倍。

天武帝根据较为专制的原则，对朝廷的官僚机构进行了重组。与他的前任不同，贵族们几乎没有发言权。皇帝可以绕过朝廷，直接向他认为合适的任何官员发布诏书，皇帝的侍从不受任何监管机构的约束。天武皇帝模仿中国的制度模式，制定了新的官僚等级、任命和晋升制度。人们评论说，天武帝的官制是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的，为后来省级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天武帝作为其统治的基础，构思了一个政治神话，声称皇室从不轻易生活，他自称为神。

天武天皇驾崩后，摆在其妻子持统天皇面前的国事可谓千头万绪。持统天皇在位期间，有三项成就引人瞩目。首先，在其监督下，日本首部系统性律令——《飞鸟净御原律令》——得以实施。这些律令体现了日本效法中国制度并使其本土化所做出的最初努力，而且正是在《飞鸟净御原律令》的基础上，直接催生出后来的《大宝律令》。其次，持统天皇在位期间，开创了全面人口普查、课税以及国家班田制度。这些制度相互关联，并具有双重目的：既要维系足量的戍边军队开支，又要供养一个有能力领导帝国的官府机构。第三项成就是，持统天皇下诏，在奈良正南方的藤原建造日本第一座中式国都，作为其权威的象征。

合法国家的建立

701年，天武天皇之孙文武天皇颁布了《大宝律令》，这是日本努力效法中国模式的登峰造极之作。《大宝律令》中依法确立官制，包含了天武天皇创制的大多数官职，并对《飞鸟净御原律令》实施中出现的管辖权和地位方面的不妥之处做了一些修改。最重要的修改之处便是，将皇室纳于由朝廷贵族组建的咨询机构——太政官——的管辖之下。此外，《大宝律令》还修改了天武天皇时期的官阶制度，改善并系统化了官吏选拔和晋升程序。《大宝律令》明确规定了官吏的津贴事宜，并规定，依照官阶和职位高低，每半年发一次俸禄。8世纪初期，京官总数为10000人左右。

地方行政机构按照等级制度设立。最高级别是帝国贵族，他们担任国家秘书，任期六年。大宝法条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天武帝剥夺的国务院拥有的广泛权力。至于国务院，其新的授权包括税收、仓储、运输、每六年一次的土地所有权变更、定期人口普查和管理各国的军事事务。通常，一个国家大约有600名官员，其中许多是当地人。

地方行政机构的第二级是郡司。这些被选拔出的官吏，均出自诸国地方豪族之家。《大宝律令》明确规定，郡司听命于国司，然而郡司也拥有一些其他官吏所不具备的特权。他们不但享有官位终身制，而且还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军权，并且世袭罔替。由于居于自己的辖区，他们对当地农民拥有强大的控制权，而且在人口普查、班田和课税等政府活动方面，他们之间的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最低的地方行政组织是行政村。按照大宝法，每个村50户，主任负责。每英里，以5户为保障，维护治安。《大宝法》规定的家庭不应与核心家庭相混淆，它是一个行政单位，其目的是促进征兵和税收。8世纪初，平均每英里人口约为1000人。

大宝法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行政组织，旨在控制农民；700年，农民占日本总人口的99%以上。大多数成年男性每年都要缴纳各种税，例如，为地方政府和法院服务，缴纳产品税和兵役。土地所有者还需要缴纳3%的谷物税，征收的税款通常储存在附近的仓库中，用于各国的财政。《大宝法》规定，6周岁及以上的国民由国家终身培养。政府采用这种土地所有制，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保证每个纳税人都能承担相应的份额。定期的人口普查和详细的税务文件在确保朝廷的财政和军事稳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摘录自《早期日本的人口、疾病与土地》，威廉·韦恩·法里斯 着，刘俊池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本站经授权转载，有删节，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