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局势 问政智库｜崔岩：新局势下的东北亚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取得了很大进展。从历史和现实看，东北亚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亦即“一带一路”区域的重要构成。但是，由于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对立的国际局势，使得东北亚经济合作难以发展。近来，以中日关系回暖和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为标志的东北亚国际局势的好转，为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上述趋势得以继续，那么，东北亚国际合作将会实现快速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将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构成，有力地促进倡议构想的快速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5年有余，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投资建设了很多合作项目，取得了很大进展。东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区域的重要构成，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尽管在不同时期及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东北亚区域内的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但由于地区内各国政治外交关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区域国际局势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尖锐对立和巨大差异，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和区域的整体合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近来，以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为核心，相关各国也积极调整区域内双边和多边外交政策，使得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东北亚经济合作将出现重大进展，并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对接、融合和互动的局面，给中日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五年多了，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投资了很多合作项目，取得了很大进展。东北亚是“一带一路”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尽管东北亚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和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但由于政治外交关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区国际形势等诸多方面的尖锐对立和巨大差异，国家间双边合作和地区整体合作受到较大影响，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近期，以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为核心，有关国家也积极调整在该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政策，给东北亚国际形势带来了巨大变化。如果遵循这一趋势，东北亚经济合作将取得长足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对接、融合、互动，为中日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

一，东北亚和“一带一路”的区域定义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

2013年，中国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其核心是继承和发扬东西方经贸交流的古老传统和历史路径，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和多边交流合作，促进地区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以经济合作为主导手段，通过经济和政治互动，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泛欧亚大陆所有国家，以中国为起点，以俄罗斯和中亚为核心区和枢纽，以欧洲为终点，以北非为延长线。“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将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经南海，经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和巽他海峡，沿印度洋北部，从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即东盟及其成员国。依靠辐射，带动周边和南亚，延伸到中东、东非和欧洲。”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家部委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的愿景与行动》报告，系统勾勒“一带一路”路线图，标志着“一带一路”全面实施。合作的主要内容是:以互联互通为抓手，以金融合作为主导，促进经贸和产业合作，激发大市场活力，共享发展新成果。

2017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5个年头，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于同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响应倡议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的领导及代表聚集一堂，总结5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经验，共同商讨今后深化合作的策略和规划。5年来，“一带一路”已经从最初的倡议和构想阶段进入了合作实施阶段，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一是国家和区域组织通过政策沟通达成合作意向，实现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五年来，中国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签署合作文件。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40多个国家的代表、8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加强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新发展的大计。“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已被纳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重要决议。第二，在达成合作战略意图的前提下，各国政府应签署贸易和产业相关合作协议，促进贸易便利化，实施产业合作。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越南等30个国家政府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第三，加强金融合作，促进金融中介。目前，丝路基金已签约19个项目，承诺投资70亿美元，配套项目总额已达800亿美元。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正在加大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力度。第四，以金融合作为基础，深化项目合作，促进设施互联互通。在推动的合作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占很大比例。代表性案例包括: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下的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新建哈维陆港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赞比亚内蒙古铁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区等合作项目。“中欧列车”是推动“一带一路”设施互联互通的典型范例。从无到有，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万列，为沿线国家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五是加大民生投入，深化人民沟通。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未来三年总体援助规模不低于600亿元人民币。中国政府启动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实施了科技文化交流、联合实验室建设、科技园合作、技术转移等四项行动。

5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进口增速首超出口。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4403.2亿美元，同比增长13.4%，高于中国整体外贸增速5.9个百分点，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东北亚与“一带一路”:历史与现实的背离

“一带一路”是指从古代到近代连接亚洲和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陆、海通道，而“一带一路”倡议的要义，则是倡导继承古代两条通道沿线国家间和平和友好交往的精神，通过经贸和人文交流，实现共同发展。丝绸之路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以中国为起点通向西方的，东北亚地区似乎不在其范围内。在稍早期的“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中，也没有将日本、韩国等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如何从地理、历史和现实上看待东北亚与“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区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东北亚的其他国家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以来，中国就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甚至与日本隔海相望。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与古代欧亚国家以及欧洲通过欧亚大陆的交流通道被命名为“丝绸之路”。然而，中外学者发现，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中国古代文化的辐射，中国与东北亚，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历史上的交往关系比欧亚国家更为密切。古代陆海丝绸之路除了西部和南部之外，东方也有丝绸之路，即中国中原通往朝鲜和日本的交通通道。东北亚并没有被排除在丝绸之路之外。相反，自古以来，包括上述国家在内的东北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通过陆海通道与中国进行交流。

与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对应，东向的丝绸之路也包括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路。陆路是从中国的中原出发，经辽西、丹东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最后达到大阪、京都等日本经济政治中心。海路是从中国山东半岛以及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出发，分别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陆路在早期的交流史上发挥主导作用，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海路逐渐成为主要航线，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陆路。在中国的史籍中，对日本到中国的陆路交流通道是有记载的，《汉书·朝鲜传》《后汉书·倭传》都记载着这条交流通道，是经日本九州对马岛至朝鲜，再至中国。有中国学者认为，面向东方的丝绸之路，在早期主要是因官方交流开创的，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这一通道也被称为“贡道”。朝贡也不是单向的，而是包括进贡和回赐，而且往往回赐会大于进贡。与朝贡相伴随的，也有民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也有研究表明，山东半岛的登州、胶州以及东南沿海的其他港口城市如宁波、泉州等，都在古代通向日本的交流通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交流包括经贸、人文等多种内容，其中文化传播的价值可能会远大于经贸交流。日本也有很多史料和史籍记载，证明东方丝绸之路之于日本的意义。如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收藏着包括古代中国丝绸织物在内的很多珍宝，都是古代交流的见证。现今的日本大阪，在过去被称为“日本通向丝绸之路的大门”。奈良作为日本古都及政治中心，被称为“东方丝绸之路的终点”。

近代，尤其是近代，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进入近代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成为亚洲第一个准工业化、工业化国家。此后，韩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韩国特别是日本作为东北亚工业化国家的早期代表，构建了东北亚通往欧洲的现代交流通道。这条通道主要是通过海路，从日本到东南亚，然后到欧洲。这条通道承载着近代贸易交流前所未有的重任，在当代世界经贸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地区，古代既有的向东的丝绸之路，在现代已经联成了一体。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主旨正是继承和发扬古代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的精神，深入挖掘沿线区域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潜力，通过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从上述意义上说，东北亚恰好是现代丝路的东部端点，是“一带一路”区域的重要构成。

虽然东北亚对“一带一路”合作意义重大，但在绘制“一带一路”蓝图的初期，并未将韩日等东北亚国家作为重点合作对象或合作领域，当然，从倡议的开放性来看，也未将其排除在外。主要原因在于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结构，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区域合作发展的滞后。一些国家对该倡议持否定态度，因为它们怀疑中国有强烈的政治目标。

东北亚作为东亚的次区域，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世界大国环伺，近代以来，就由于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兴衰更替，经历了为掠夺利益进行的血腥的侵略战争。二战后，这里更是成为冷战格局下东西方对峙的东方前沿。国家制度各异、意识形态对立和冷战格局下区域安全受到的威胁，导致了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割裂，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分断是东北亚区域割裂的典型表现。与二战后欧洲各国实现和解、走向区域合作之路、实现了大发展的情况相比，割裂的东北亚各国积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些国家之间以及区域整体的合作无从谈起。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地区关系有所缓和，中国积极发展同日本、韩国的经贸交流，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各国和区域整体的经济合作严重滞后。

二、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历史回顾

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地区以次第型起飞及多层赶超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地区经济的飞跃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等东亚后发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不仅大幅度提高了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且地区内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地区内部的经济构成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图1以美国经济作为比较标准，比较欧盟、日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以及东亚的经济规模的变化。以美国各年度的GDP取值为100，用各国和各地区GDP与美国当年GDP的比值来分析世界经济构成的变化和东亚等后发展地区的经济赶超及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大幅度提高。1980年，EU的名义GDP是美国的1.3倍，东亚是美国的0.6倍。东亚在2004-2005年开始出现了直线式的增长，到2010年超过了美国，第二年超过了EU。现在，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地区。

图1以美国经济为比较标准，对比了欧盟、日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东亚的经济规模变化。以美国全年GDP为100，利用当年各国各地区GDP与美国GDP之比，分析世界经济构成的变化、东亚等后发地区的经济追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大幅提升。1980年，欧盟名义GDP是美国的1.3倍，东亚是美国的0.6倍。东亚从2004年到2005年开始线性增长，2010年超过美国，第二年超过欧盟。现在，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域。

东亚的高速增长不是在本地区国家和地区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反是在本地区内外高度开放、交流合作的情况下实现的。以日本企业为先导，加上亚洲四小龙对东亚落后地区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极大地促进了东亚的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鹅的形成发展模式”和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经济关系。也可以说，基于市场导向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模式已经形成。

近20年来，随着东亚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东亚不同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内投资，极大地深化了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并推动了区域内贸易的大发展，形成了市场导向带动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或“事实上的东亚一体化”。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东亚区域贸易已经发生了从以往的“三角贸易”到“三角贸易+中间品相互供给”的变化，这恰是东亚区域国际分工的改变，这将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要求形成新的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及经济秩序。随着亚洲四小龙、东盟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促使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多元互动型的新模式。东亚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原来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东亚一体化即以功能型合作模式为主，进入了制度型合作的阶段。

相比东亚地区的蓬勃发展与合作，东北亚作为东亚地区非常重要的次区域，在国际合作方面进展非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东北亚东西方对峙的国际形势得到极大调和，东北亚区域合作成为各国学术研究的热点，各国学术界乃至政界提出了许多合作设想。但在东北亚，无论是国家间的双边经济关系，还是整体合作，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取得快速进展，反而停滞不前，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尽管东西方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时期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立依然在东北亚根深蒂固。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对立、地区国际安全形势等复杂政治因素导致东北亚国家间政治互信缺失、政治外交关系不稳定，阻碍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进展。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国家间的双边合作方面。中韩日三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分别处于发展中经济、新兴工业经济、发达经济三个阶段，在经济领域，相互间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欧美关系和解以来，美日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包容。在这种良好的国家间关系的背景下，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其他国家间的对立则严重影响了双边经济交流的进展，如朝鲜与韩国、日本的对立，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最为典型的是封闭的朝鲜在制度、意识形态、外交和国家发展战略上与西方形成的对立，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了该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从长期看，即使是国家间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中、日、韩之间，政治关系的不稳定也在相当程度上干扰了经济关系的发展。

除了上述国家间经济合作之外，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进展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推动的多领域合作方面。中、日、韩、俄等国的紧邻地区，对区域合作表现了较为积极的态度，积极推进各国间在产业投资、贸易、能源、环境、渔业、旅游等多领域的合作，各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不是以往的由民间企业自主推动的市场行为，制度性的区域合作首先是国家间的政治行为。如果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存在巨大的隔阂，将严重阻碍区域合作的进展。这一点在东北亚主要国家参与的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中体现得比较清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迟迟无法进展也是如此。

除了上述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进展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推动的多领域合作上。中日韩俄周边地区对区域合作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积极推动各国在产业投资、贸易、能源、环境、渔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各国企业也积极参与。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不是过去由私营企业独立推动的市场行为，制度性区域合作首先是国家间的政治行为。如果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出现巨大差距，将严重阻碍地区合作的进展。这一点在东北亚主要国家参与的图们江开发项目中得到了明确体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拖延也是如此。

三、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演变:从极度恶化到复苏

近10余年来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恶化

21世纪以来，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区域格局乃至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全球来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使得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国际事务管理越来越需要前者的参与，从而使国际治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地区和国际的权力结构。新兴国家的崛起可能会对传统利益格局产生冲击，引发冲突、摩擦甚至战争。近年来，在东北亚，上述情况非常明显。东北亚主要国家的政治变化和内外政策调整，显示出区域内对抗倾向的增强，导致区域秩序出现更多的争端和对抗。

1.日本政治右倾化与安倍内阁内外政策导致了日本与中韩关系的僵局。2012年8月，日本自民党时隔3年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安倍作为自民党总裁，组阁建立了新政府，推行右倾政策。首先，在历史问题上，安倍以“侵略的定义不明确”等为托词，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历史，在慰安妇等问题上也采取否定的态度，试图抛弃村山谈话、河野谈话，为侵略历史翻案。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坚持强硬的立场。钓鱼岛和竹岛等领土争端的加剧，严重损害了日中和日韩关系。其次，在日本国内积极推进宪法解释，由此获得集体自卫权，谋求最终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力推进武器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努力加强军事力量。再次，加强日美同盟，积极开展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努力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圈，遏制中国的发展。

2.朝鲜新政权坚持军队第一线，推行核试验，对东北亚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他的儿子金正恩继承了权力。金正恩在瑞士学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国际社会希望他上台后能够进行制度改革，寻求一条真正的强国富民之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年轻的金正恩不仅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国家的领导权，还继承了原来的路线，继续执行军队第一的政策。自2013年2月以来，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许多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还是公开进行。每一次核试验都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引来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还严重影响了与韩国、日本、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将世界核安全和地区稳定的焦点引向东北亚。

3.中国的新发展战略与参与国际博弈的利益诉求。40年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有效地抓住了国际关系缓和和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战略机遇，实现了长期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大大提高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地位，成为实现和平崛起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为中国勾勒出宏伟蓝图，即到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及市场供求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进入到了大国间的博弈之中，这是中国发展所必需的，中国必须努力排除或弱化制约中国实现大国目标的国际因素。

4.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2011年11月，奥巴马宣布了“亚洲再平衡”战略。“亚洲再平衡”的意义在于平衡美国对世界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承诺及其在亚洲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扩张。其核心是提升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

特朗普上台后，提出了“美国优先”战略，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破坏既存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为抑制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只是调整了前政府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形式，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和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试图通过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新秩序和治理结构，使美国得以继续占据世界霸权地位，这一政策从性质上说是更为保守的。

东北亚大转型与“一带一路”倡议

近几年来，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的恶化，虽然表现在上述的多个方面，但是最为重要且居于核心地位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中日关系的恶化，二是朝鲜连续进行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这两方面导致了地区安全局势的高度不稳定。

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东北亚的三大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从经济和政治实力来看，这三个国家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应该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领导者。然而，日本对中国和韩国的侵略和殖民给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造成了严重创伤。二战后，尽管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消除危害、恢复正常国家关系付出了艰辛努力，但到目前为止，真正的政治和解和完全的政治互信并没有完全实现。此外，作为邻国，三国仍有领土争端。因此，日本和中韩两国的关系非常脆弱，总是呈现出较大的波动状态。除了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国家间关系还受到国际关系、世界竞争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良好，经历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被称为“中日友好”阶段。但历史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相关领土争端成为双方难以跨越的鸿沟，不时掀起波澜，动摇中日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日强中弱”的格局变为“两强”的局面。在经济合作方面，以前是日本对中国单向的援助、支持，现在变为双向的平等互利的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外交方面，冷战结束后，中日原有的在战略上相互倚重的国际条件不复存在，双方作为世界大国，不仅在双边关系上，而且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层面中会产生摩擦，乃至形成战略上的对抗。在日本国内，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导致了快速的右倾化，民族主义倾向不断增强。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在战略层面上与中国形成对抗的局面。进入21世纪后，在上述背景下，中日关系不断趋冷甚至深度恶化。在战略层面上，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围堵或限制中国发展的对外政治经济战略，如实施所谓的“俯视地球仪的外交”，试图以价值观为标准，将中国排斥在亚太外交圈之外，积极推进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建立高标准的经济贸易准则，限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等等。在两国形成某种程度上对立、对抗关系架构的背景下，以2012年发生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以及之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导致了两国关系最严重的倒退，被视为自恢复邦交以来两国关系最为恶化的时期。两国关系的恶化，对经济交流和合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日经济从原来曾经出现的“政冷经热”局面，变为“政冷经凉”。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长期搁置，难以推进。

朝鲜核问题是导致东北亚国际局势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对地区大局的影响更为现实，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作为一个有着特定制度的国家，朝鲜不仅构成了东北亚的地理屏障，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朝鲜战争结束的法律文件，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停战状态。虽然冷战在近30年前已经结束，但朝鲜仍然没有实现与美日关系正常化，仍然面临美日美韩同盟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全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朝鲜走上了发展核武器以实现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道路。然而，这给东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局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近年来，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造成东北亚地区严重不稳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严厉制裁。特朗普对朝鲜实施极端施压策略，导致东北亚地区出现密集的战斗阴云。

极度恶化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使得该地区一度成为世界上令人担忧的地区之一，甚至很多人持有东北亚必有一战的悲观观点。但是，物极必反，近两年来，东北亚国际关系出现了缓和趋势，从山水复叠疑无路的态势，出现了一些光明的前景。

中日关系触底反弹，呈现快速复苏态势。近两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多次会晤，都表示要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2017年，日本首相安倍多次表示希望改善和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并表示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出席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向中国和世界传达了日本政府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恢复了两国领导人多年的互访。10月，安倍首相成功访华，双方就发展双边关系、加强“一带一路”等国际领域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与中日关系逐渐回暖过程相比，以朝核问题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局势也有所缓和。朝鲜领导人放弃了此前强硬的政策，积极寻求与韩国、美国和解，宣称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走发展经济的道路。同时积极与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发展关系，寻求合作。2018年2月，朝鲜派出了高级代表团参加韩国主办的平昌冬奥会，受到了韩国方面的热情接待，双方就改善双边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从此打开了与韩国之间的僵局，并开启了双方关系的新阶段。当然，朝鲜真正实现弃核，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但是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方向已经基本确定。其后，朝韩已经进行了包括三次首脑会晤在内的一系列高级别会谈，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半岛安全方面，双方达成了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的目标。对于朝鲜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方面也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应对，2018年6月，在新加坡实现了美朝首脑会谈，就朝鲜弃核达成了原则性的一致意见。以美朝韩三方为主，包括其他东北亚国家都在积极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发展做出努力。

第四，东北亚经济合作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东北亚地区在东西方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构成。以往的东北亚合作由于受到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地区整体合作方面。当前，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出现的积极发展态势，确定了和平、合作的发展方向，为东北亚地区的发展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总体局势的改变以及具体问题的解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有各种波折，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方向应该是确定的。在这一大方向下，东北亚局势取得的良好变化，都将为地区内双边和多边的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机遇。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相关区域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一倡议倡导的国际合作精神、原则，即开放性原则下更广区域范围的国际合作及系统的合作建议，积极探索的国际合作模式，都为推进东北亚合作带来了重要的指导和启示，并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东北亚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大。长期以来，中日韩三国密切的经济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地区形势缓和的情况下，各国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寻求深入的经济合作，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到目前为止，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的双边经贸合作，如深层次的国际分工和中日韩的大规模贸易。中俄经贸关系也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趋势。除了双边经贸交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也开始了多边或区域经济合作，如中蒙俄经济带建设。近两年来，日韩两国也改变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表示愿意在这一理念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今后，在地区国际局势好转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从合作主体角度看，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重点以及重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进以中日韩FTA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第二，以朝鲜为中心的东北亚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第三，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振兴的背景下，扩大开放和深化国际合作;第四，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的国际合作;第五，“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蒙俄经济带建设;第六，中日经济关系深化与两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第三方合作”。其中，第二点和第六点是今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下面对此稍做展开分析。

中日经济关系新常态背景下的中日经济合作

中国作为地处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与日本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在两国的经济合作过程中，双方都获得了各自的利益。当然，国际经贸合作受到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幅度的波动。中日经济交往也是如此，在前几年出现了严重的下滑现象，这种下滑不仅仅是受到短期的周期性需求波动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呈现出结构性的变化。最主要的影响来自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首先，中日关系的恶化对两国经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近10年来，领土争端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极度恶化，出现了建交以来的低谷。争端本身只是直接原因，其背后是中国崛起导致了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空前增强。政治因素不仅影响到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而且使得日本政府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地调整了其外交战略和政策。其次，在经济方面，一是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沬崩溃后的长期停滞，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和包括技术水平、市场竞争力在内的综合实力的增强，双方经济竞争关系趋强;二是中国经济完成了工业的高速增长期，将转入中高速的内涵增长模式，市场竞争加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等，对中日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日资企业撤离中国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技术水平提高等导致的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中日经济关系同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学者称之为“中日经济关系的新常态”。

近两年，中日关系回暖，日本政府正在逐步调整对华经济政策，日本企业也逐渐适应了中国经济的变化和中国对外经济的新格局。因此，中日经济关系逐渐见底，转入上升阶段。两国经济关系的最大亮点是日本政府逐渐改变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愿望。2017年4月，日本自民党秘书长作为首相特使访华，并参加了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年6月，在东京举行的经济论坛上，安倍首相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积极评价，并表示将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合作。同年7月，安倍在国际场合会见习近平时，再次表示“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有希望，并表示希望参与合作。政府和企业界都提出，中日将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采取“第三方合作”的模式。此后，中日两国政府，特别是经济界，就两国“一带一路”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各种制度性准备。2018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中日经济界在北京举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两国企业签署合作协议50余项。在此期间，两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并就加强金融合作达成共识。

在中日经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不会再出现以往那样中国偏重于依赖日本的现象，而是双方的平等合作，也不会再出现以往的日本企业对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现象，而是要深化和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它将中日经济合作由两国推广到第三国，极大地拓展了双方合作的空间、领域和内涵。有学者认为，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对推动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亚洲国家的合作将实现“欧亚联合”，从而实现亚洲的崛起，迎来真正的“亚洲世纪”。

以朝鲜为中心的东北亚经济合作

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将为各国与朝鲜展开经济合作创造重要的契机。如果朝鲜与美国就放弃核武器，由停战向和平转换的谈判能够顺利达成协议，那么，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朝鲜改变其发展战略。首先，从朝鲜的国内政策看，会促进朝鲜的发展战略更快地从先军政策与经济建设并进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积极推进国内的制度改革和实现对外开放。其次，从其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会积极谋求与世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特别是中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地区传统友好国家以及同一民族的韩国，也包括日本、美国等国家，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依存这几个国家。

今天，韩国是第一个推动朝鲜半岛关系缓和的国家。2018年，朝韩首脑会晤三次。在韩国总统的斡旋下，空之前的美朝首脑会晤得以实现。在朝韩首脑会议上，双方就缓和半岛局势、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共识。同时，朝鲜表示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加强双方经济合作。朝鲜与朝鲜的经济关系完全取决于双方的政治关系和东北亚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后两者的大动荡使得朝鲜与朝鲜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和极端的脆弱性。早在金大中对朝实施“阳光政策”时，韩国政府就制定了包括对朝经济合作在内的“北方政策”。1998年，金刚山旅游开始，后来开城工业区建成，这是双方经济合作的结果。然而，由于朝鲜一再进行核武器试验，开城工业区被关闭，双方切断了政治和经济联系。

主张与朝鲜改善关系的文在寅在2017年提出了“新北方政策”，这一政策继承了传统的同中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和开展经济合作的“北方政策”的框架。与此前不同的是，新政策将与朝鲜的双边和多边的合作纳入其中，成为新政策的重点部分。如通过南北协定和东北亚经济合作，实现对半岛的经济规划，具体表现为“韩半岛新经济版图构想”，包括在东海、西海的半岛两侧，建立朝韩经济合作带，在非军事区建立连接半岛东西方两侧经济带，形成H型经济构图。最近一段时期，按照两国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双方特别是韩国谋求在国际制裁尚未解除的条件下，展开某些具体的合作，为今后更深入系统的合作进行前期的准备。无疑，一旦国际环境允许，两国将展开积极的系统性的经济合作，大力推动朝鲜的经济发展。包括重开开城工业区和金刚山旅游，实现南北方铁路联通和现代化改造，进而建设贯通半岛经由中国、俄罗斯到欧洲的东北亚铁路大通道等。

中国和朝鲜是有着历史传统的友好国家。中国一直对朝鲜的经济发展给予大量援助，两者之间也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交流关系。但由于两国发展路线差异较大，中国改变了原来提供大量无偿援助的国家间经济合作模式，实行了灵活的外交路线和大规模的经济开放。然而，朝鲜试图发展核武器，实现自身安全，导致其国民经济发展极其落后。尽管如此，中国在表明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同时，也鼓励朝鲜进行改革，发展对外经济，支持朝鲜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坚持与朝鲜积极开展经贸合作。长期以来，中朝两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比重，中国在朝鲜也有各领域的投资和其他经济合作。两国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合作是两国达成协议，在边境地区建立共同管理和开发的经济特区，即黄锦屏、威化岛经济开发区和罗县经济开发区。两国还合作在鸭绿江上修建了一座新桥。然而，由于朝鲜政策的变化，这些合作是不可持续的。可以预见，如果朝美能够就弃核和安全问题达成协议，朝鲜能够将发展战略转变为大力发展经济和实施开放政策，那么对朝制裁将会放缓或完全解除，中朝之间现有的合作也将很快启动，新的合作将会有所规划，双方的经贸交流将会加强。届时，东北亚国家将以朝鲜半岛为中心形成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前面提到的“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可能会成为东北亚合作的重点。

上述分析表明，东北亚经济合作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一旦该地区和平发展的局势得以确立，这一潜力将会转变为现实的合作与发展局面，成为连接亚洲与欧洲的主要力量，将会极大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

崔岩，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及东亚经济问题研究。

本期责任编辑:张欣

本文原标题：《崔岩：新局势下的东北亚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兼论中日经济合作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