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第三方 思来氏教育创始人：为什么教育需要第三方评估

教育改革一直是牵动着全社会的心的话题，与此同时，第三方教育评价作为一种创新的服务模式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日前，本站采访了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赖斯教育，并与创始人张华、刘俊言进行了交谈。解密这家第三方测评机构如何在创业中一路走来，顺应教育改革大趋势；探讨独特的第三方评估体系对教育公平的帮助程度。

本站：思来氏是专业的第三方教育测评机构，请问教育为什么需要第三方评估？

张伟:第三方的概念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例如:

消费生活中的第三方支付。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为代表的支付平台，凭借便捷、高效的产品特质顺应了这一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手段作为消费新方式。

教育领域常见的第三方认证。常见的职业技能鉴定属于第三方认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方认证或第二方认证是培训机构或企业自我培训、自我评估、自我认证的传统方式，而第三方认证则是由供需双方都独立的第三方，也就是政府认可的独立鉴定机构对劳动者职业技能进行认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行“考培分离”原则，职业技能鉴定属于这种第三方认证。

教育的第三方评估其中既包括对学校水平的测评，也包括对学生水平的测评。比如TOEFL、GRE、SAT这些我们熟知的考试，其背后正是依赖于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ETS，它出具的评价结果，与学生的升学、入学息息相关。还有近年来备受的PISA测试，其实也是由OECD所举办的全球各国与地区教育质量的第三方评价，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教育部门反映自身教育工作成效的权威指标之一。

综上所述，在教育行业中，第一方和第二方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前者是教育实施的主体，而后者是教育管理的主体。可以看出，两者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不仅履行对学校的管理职能，还发挥着评价学校办学的作用。但由于两者关系密切，在评价岗位上很难做到完全公正独立。教育发展迫切需要的是，独立于两者之外的社会机构对办学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进行评估，向纳税人报告教育发展状况。

第三方评估机构除了拥有专业性的优势之外，还拥有更强的独立性，因此具有更公平性。他们可以实施更全面完整的评估程序，研发更先进科学的评估工具，开展更深入的评价研究，这些优势都能帮助教育行业更好地自省、进步。

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教育教学评价”。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开展涉及政府、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

你是如何开始为私立学校提供技术支持的？

张韫：为民办学校提供招生面谈的技术服务是我们思来氏测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这部分业务虽然体量不大，但却有着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在此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这项业务的理解。

2013年，我们首次将人机对话技术应用于民办学校招生面试，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而Slayer并不是唯一的一家。截至目前，Slayer在技术创新、过程控制和市场份额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每年都有很多学校和机构研究Slayer的创新实践。

而学校愿意应用此技术的初衷，大致基于“相对公平客观”及“关注学生能力”两种期望：

首先，公平客观在招生面试中极其重要:在使用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之前，面试形式是学生直接面对老师，老师根据学生的表现打分。这种方式有几个问题:

教师疲劳现象。由于民办招生面谈往往只有一天的时间，所以热门的学校的教师一天差不多要面谈80-100名学生，工作量相当重。而出于保密原因，往往都是面谈这一天早上才宣布题目，所以面谈当天的工作时间一般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六七点，经常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教师们十分疲劳，也很辛苦，咖啡和风油精是考场内的必备品。我们在观察中发现，80%以上的教师到了中午以后精力明显下降，这对教师的判断会产生很大影响。根据思来氏这几年收集的教师评分的数据，在同一天不同时间段，教师们评分的波动还是比较明显，这对不同时段前来面谈的学生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公平。

手动输入错误。过去，一个学生可能要面试几个老师。学生将手里拿着自己的评分试卷，每个老师将把分数记录在试卷上。之后，一批批的评分试卷会送到机房，记录在电脑里。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手工操作，出错概率始终存在，也会影响录取结果。

鉴于以上原因，使用信息化手段主要在于机器能始终保持客观，标准如一，杜绝了许多人为主观偏差。愿意投入高成本引进新型面谈技术的学校，也往往对公平、客观有很高的追求。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的大力倡导，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在选择学生时开始更加注重学生的能力和素养，而不是提前学习语言外的知识。能力的评估更多地依赖于先进的技术。

这一系列的发现，也促使一些民办学校放弃了原有的知识测评的方法，开始用更情景化、更生动的方式来了解幼儿的能力素养状况。第三方的介入，使得这种测试方式的创新成为了可能，孩子们在人机对话过程中遇到的更多是具象的“生活场景”，而非抽象的“题目”。这些场景更加注重考查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思维品质、问题解决能力、快速学习能力、社会性及情绪表现等。这些能力一般并不能通过短期刻意培训而习得，更多还是孩子们在长期成长经历中潜移默化形成的。

本站:创业之初，你是如何想到做这样一家专注教育第三方评估的企业的？

刘俊彦：和您说说我们的三个创业片段吧。

2008年，我们参加了复旦大学2008年创业大赛。当时我们获得了本科项目的创业奖金，但连母校创投基金的评委都劝说:“刚毕业或者去企业多学习，大学生创业失败。可能性太高了。”可以看出，当时的创业环境并不那么支持。如今，大学生创业是一件令人鼓舞、听起来很酷的事情，他们现在很羡慕孩子们。

我的合伙人张韫当时是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的佼佼者。他在本科生期间获得过复旦大学光华自立奖特等奖、望道传媒奖、市优秀毕业生等很多荣誉。我们是同班同学，大家也都很关注他毕业后会做怎样的选择。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选择出国深造，至今在复旦新闻网上还能找到校报《复旦青年》对他的一段专访：“当问及今后有何打算，张韫说可能会报考哈佛或斯坦福的研究生，斯坦福的心理学是居世界前列的。”

2007年，张赟从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在斯坦福大学的全额资助下前往美国进行交流学习。然而，正是这种与梦想学校的密切接触，最终让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

本站:你上斯坦福后为什么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想法？

刘俊彦：他当时在博客中写过这么一句，“因为在斯坦福我遇到了一批充满热情与智慧的年轻人，他们所谈论的都是硅谷，都是创业。我深深感到，更适合我的地方是车库，而不是实验室”。

于是，从斯坦福回来后，张赟开始给几个有创业兴趣的同学发“邀请函”，我也加入了赖斯早期的“创业车库”。第一个办公室是张凯父母为支持他创业而腾出的房子。我们也从其他公司接手了二手办公桌椅，开始准备创业。

创业准备期也有过许多动荡，我曾在大四上半学期收到来自知名跨国大公司的offer，徘徊在创业还是就业的分岔路口。张韫连夜给我写了满满两张卡片，内容是《二十个留下的理由》。这些理由中，有的义正严辞、有的感人肺腑、也有的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懂得与用心。时隔将近十年，我仍然保存着这两张卡片，仍会被其中那句“在办公室不必穿着正装正襟危坐，你可以穿着舒服的衣服盘腿而坐”的贴心而感动到。当时我妈妈看到这张卡片时便说，无论如何，这是个极其“靠谱”的团队，值得一起拼搏。

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感谢这一集，让我有可能想起赖的家人。

2008年3月，在创业准备期过后，我们在工商局正式注册成立了思来氏，启动资金一共10万元人民币。这笔初创资金来源于三户家庭家长的支持，这也是近十年来我们唯一一次向家里伸手，后来每一年的营业收入及增长就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及越来越壮大的团队共同来创造了。

把创业和我们的专业——心理学结合起来，是我们的初衷之一。这个时候，我们思考了大学期间在幼儿园实习的经历，观察到老师往往会根据经验给孩子模糊的评价，往往是“好”、“优秀”、“有问题”。这样的主观判断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客观的评价标准呢？通过信息化的方式，结合孩子的心理发展特征，帮助老师更好地进行观察评价。这应该是许多幼儿园的需求。

所以，我们决定这样做！

真的做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实践比计划难多了。这是一个没有企业涉足的处女地，我们成了“吃螃蟹的人”。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研发，但整整九个月都没有人接受我们的产品，直到11月才接到了第一笔订单。

这提醒我们，我们想做的事情和基层的需求可能会脱节。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学校和幼儿园真正需要什么样的评价。于是我们找了一些幼儿园和学校，开始进行一线调研。

有一次，有个园长问我们：“我看你们挺擅长搞研究，能不能来帮我们幼儿园一起研究个课题？”做课题是大学里的基本功，我们也没多想，就开始参与了。没想到这一发却不可收拾，我们的评估工具问津的人不多，但是课题却做出了名气——希望我们参与课题的学校幼儿园越来越多。一头扎进校园的我们，成了小朋友们的知心大朋友，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收集基础数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参与了不同幼儿园和学校的几十个研究团队，对学校管理、师资、课程等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些经历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的现状以及老师和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2011年iPad问世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平板端开发了第二代的儿童发展测评的产品。在大量学校、幼儿园研究实践的基础上，这一次的产品推出获得了广泛的青睐。事实上，我们之后推出的每一款教育产品，也都得益于创业前期数年的课题研究，始终贴近教育发展的前沿方向。

现在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门生意将近十年了。赖斯拥有庞大的产品设计团队和IT开发团队。评价工具的开发每年都在迭代，业务逐渐从幼儿园扩展到中小学，从上海扩展到全国。其专业性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的认可，双方于2016年成立了教育评价技术创新中心。

如何让越来越多的教育者认同第三方评价？

刘俊彦：在我们看来，思来氏九年多的发展经历中，并没有什么爆发式的增长，从接到来自学校的第一笔订单之后，思来氏所有的业务都是一笔一笔慢慢累积，再通过踏踏实实的专业服务赢得更多客户的认可。不放弃每一个机会是思来氏团队得以在教育领域站稳脚跟的关键文化因子，因为我们记得创业初期九个月都没有订单的日子，每一个机会都很珍惜。

当然，第三方评价在一开始还是一个新概念，客户对Slayer团队的态度也有从最初的谨慎到友情、信任、支持的转变趋势。一位校长第一次和赖斯合作时，机智地说资金有限，所以4万元的服务费分8次支付，每次只支付5000元。但是，经过几次合作，校长充分肯定了赖斯的研究能力和团队的专业实力。现在，赖斯被邀请参加学校的每一个重大展览和重点项目。

某知名小学校长在与思来氏合作多年以后，曾经和我们聊起过合作前后的心理变化：“在和你们见面之前，我本来以为又有人看中我们学校的名气来蹭合作，所以开门见山就直接挑衅问了个要难住你们的问题”，说到这儿，校长忍不住自己笑了起来，这个当时略显刁钻的难题是——“你觉得我们学校未来要制定一个怎样的规划？”我们也都知道，能回答好这个非常宏观的问题，就能显示出思来氏对于小学教育改革方向的理解程度，也进而能获得对方的认可。最后我们通过了他的考验。

本站:张先生，问个敏感问题。之前我们也发现网上有文章指出对你个人学历的质疑。这个问题的真相是什么？

张韫：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过围绕我个人学历的攻击言论。这个网络事件促使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和公司一路走来的历程。在此，我不仅要坦诚面对自己，也要坦诚面对一直并肩同行的团队，对相关事实进行说明：

我是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的本科生，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生。大学的时候，我被赞助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在填写团委等社会职务相关材料时，已如实陈述本人情况；在投资机构的宣传、媒体采访、电视节目、尽职调查过程中，公司从未使用过“斯坦福博士”的身份，在所有个人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强调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自己创业。

回忆事件的起因，应该是在创业早期有一次参加会议时，主持人搜索了网上关于自己“去斯坦福交流并申请博士”的新闻后误称我为“斯坦福博士”，由于当时场合并非我是主角，便没有当场声明。但不曾想，这一称呼就留在了互联网上，也被多次引用。

这件事对那些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产生了影响。我确实有责任，有一定的虚荣心和运气，在宣传工作的管控上应该更加严谨。我必须向所有受此事件影响的人表示最诚挚的歉意。看到这个误会被放大成一把利剑，用来攻击我自己和赖斯，没想到有人竟然恶意贴上我的假名片和假通话记录，在网上传播。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经历了这场风暴，凝聚力更强，我也在不断思考企业在发展中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本站:针对孩子综合素质的发展，请介绍哪些数据值得大家关注。

张韫：谢谢您的认可，我们的综合素质评估致力于帮助家庭、学校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能力，以便为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教育，也为学校提供课程调整的依据。其实在我们多年的研究中，积累了许多有趣的发现，我们会通过官网、微信号，发布会等形式进行发布，也非常欢迎大家的关注。

比如对7000多名儿童的多项能力发展进行评估后，发现上海儿童在4岁3个月前的发展趋势与欧美儿童基本一致。但经过4年3个月，上海儿童认知能力发展迅速，超过欧美同龄人，优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扩大；但是在运动能力方面，尤其是速度、敏捷和力量方面，逐渐落后于欧美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教育意识:更注重“学”，而忽略了让孩子享受童年，接触大自然。

同时我们也发现，由祖辈主要带养的幼儿语言理解能力更强。这也提醒年轻的家长们，要多与自己的孩子们进行交流，提升陪伴质量。如果在陪伴孩子时只是盯着手机，孩子受到语言启蒙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今年的世界图书日，我们发布了小学生阅读行为的大数据报告，其中发现：小学生平均每年阅读15.32本。12%的儿童是酷爱阅读的小书霸，他们每个月要看超过3本书籍。但也有近70%的儿童一个月读不到1本书。另外，能够独立为自己选择阅读书籍的学生占24.7%，大多数孩子则完全依赖教师和家长的选择，他们的阅读是被动的，并没有养成阅读习惯，这些孩子的父母应当要引起重视。因为从世界教育评价考试的趋势来看，阅读素养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