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祭祀：明清皇帝的“中华认同”

历代帝王庙是明清帝王祭祀中国古代皇帝的祭祀场所。历代帝王庙祭祀的特点是将古往帝王合祀于一处，而地点往往在京师，帝王可随时亲临祭祀。这一祭祀体系是明清时期所独有的。

尊重或祭祀历代贤明帝王，并非明清两代独有，而是中国古代王朝沿袭的一种政治传统。比如在唐昭宗，修建了汉昭烈庙，祭祀的地方是涿州。在宋宁宗，当地官员先后在韶州和衡阳建立了“顺庙”。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在祭祀历代帝王时，丝毫不懈怠。晋朝规定“前代皇帝每三年祭祀一次，祭祀周琛伏羲、亳州神农、莒州轩辕……”，体现了晋朝对中原政治文明的接受。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仁宗、太定帝、元文宗、元顺帝，古代皇帝的祭祀庙宇都建在中原，人们奉命祭祀。比如“仁宗延寿三年，修王寅墓，卫卫辉长平守令修治，老了献祭”，体现了元朝皇帝对历代先贤的敬仰和对中原政治文化的认可

古代帝王庙

但明清以前，各朝对历代帝王的祭祀是分散的，一是祭祀地点不统一，祭祀场所散布全国各地。二是祭祀级别不统一，很多都由地方官员建造祭祀场所，由地方官员或低级官员代祭，明太祖朱元璋曾批评这种情形，“三皇庙，前代帝王、大臣都不亲祭，只叫几个医人在里面看，一年两遍祭，岂不是亵渎？”三是祭祀场所不统一，有的是在尚存的帝王陵寝祭祀，有的则是另建庙宇祭祀。总之，明清以前，虽有小规模的合祀如“至唐玄宗，立三皇五帝庙于京师，元成宗立三皇庙于府州县”，但仅限于对少数帝王且主要是远古帝王的小规模合祀。

明清时期宫庙祭祀制度的确立

大规模合祀历代帝王始于明洪武朝。彼时，明朝攻占北京，并逐步统一中原大部，势力范围也延伸至漠南蒙古地区。相比唐朝中期，朱元璋高度集权，相比宋朝，明初明朝军力强盛，朱元璋个人勤政不怠，有创立和改革祭祀体系的决心和气魄。洪武三年，朱元璋要求查访各地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以保护和祭祀，祭祀依然是分祀。

主张历代帝王共同祭祀、帝王个人祭祀的，不是汉人，而是在元朝以前工作，投降明朝的蒙古人。洪武六年，鲁、权监国，劝:“我天下正统，九州无处不在，我不屈服。世界各国的神、祠堂、山川，都要享受祭祀和跪拜，而黄三的仪式是独一无二的。适合春秋，会成为一代人的代号。”陆、全虽然只是建议朱元璋亲自拜，但却给了朱元璋灵感，那就是既然可以一起拜，亲自拜，为什么不多拜一些古代先贤呢？之后，朱元璋决定创建历代帝王庙，唐宋开国君主也被纳入祭祀范围，“与五帝、三王、汉、唐、宋开国者同在。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建历代帝王庙于中立府皇城西，仍命于北平立元世祖庙”，被祭祀的帝王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髙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皇帝、汉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洪武后期，朱元璋命撤去隋高祖的牌位，只祭祀剩余十六帝。撤去隋高祖，或是因杨坚曾有“篡位之行”。洪武后期，中立府帝王庙因火灾而损毁，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朱元璋命“改建历代帝王庙于鸡鸣山之阳”，自此，历代帝王庙迁至南京。

北京故宫一角

明成祖时迁都北京，正统朝时正式定都北京，但历代帝王庙祭祀一直在南京进行，直到嘉靖朝时，才在北京建造新的历代帝王庙。嘉靖帝作为藩王入继大统的皇帝，经过“大礼议“的洗礼后，对礼制十分熟悉，想在礼制改革上有所作为，同时起到彰显皇权的作用，因此决定将帝王庙迁至北京。嘉靖十一年，北京的历代帝王庙修建完毕，嘉靖帝效仿明太祖亲临祭祀，祭祀仪式十分隆重。

据《明史》记载，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入京后“焚太庙之神，迁太庙太祖以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说明大顺政权也试图继承前朝帝王庙的祭祀制度，从而显示大顺对朝代的延续。一些清人认为李自成在历代都没有把明太祖神牌搬到帝王庙里。《童鸣剑》的作者夏燮认为“在沈嘉自成一派，三月进京，焚太庙之神，遭毒害凌辱，知有移主之礼，方得安稳”。清军入关后，打着为明朝报仇的幌子攻打大顺政权，但事实上，清朝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过客或“侠客”，从来不承认南明、大顺、大西。多尔衮听取各方意见后，决定迁都北京，欢迎顺治帝入京。

清廷要彰显清朝已取替明朝，强调明朝为“过去式”，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顺治元年五月，清廷“以故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庙”。一方面显示了清朝对历代帝王祭祀体系的继承，另一方面正式宣布了明朝“不复存在”。在继承帝王庙祭祀体系后，大部分的清朝帝王都曾亲临帝王庙祭祀，相比明朝仅有朱元璋和嘉靖帝亲祀，清代帝王显然对帝王庙更为重视。

清代帝王庙祭祀制度的改革

顺治二年，清廷恢复了帝王庙内的元世祖神牌，并增加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神牌，入祀范围不仅限于“开国之君”。顺治末年，顺治帝曾一度打算增加守成贤君神牌，并撤出部分并未真正开国的帝王牌位，后因其去世而未施行。

康熙皇帝晚年决定对历代帝王庙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我看历代帝王庙里供奉的，每个朝代只有一两个人，或者庙里享其子而不享其父，或者配其臣而不享其君，这都是书生谬误决定的，却是不允许的。前代皇帝曾经是天下的主人，后世的人属于朝臣，但他们可以轻言细语，决定是否崇拜。”康熙皇帝认为，只要不是被杀亡国的主，就应该列入历代宫观崇拜，但也有例外。比如，与后金为敌、在位期间国力衰落的万历皇帝、太常皇帝、天启皇帝，都不允许进入祭祀，而“亡国之主”崇祯皇帝则被纳入祭祀。康熙皇帝的原因是“明朝之死，而不是”在这项改革实施之前，康熙皇帝就去世了。雍正帝继位后，这一改革得以实施。除了傅、神农、轩辕、金、列文、、、游羽、夏、商、、汉高祖、世祖、、辽太祖、赵匡胤、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

到乾隆朝时，历代帝王庙祭祀改革仍在继续并最终成型。乾隆帝对历代帝王祭祀体系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一是无论皇帝在位时间长短，只要不是亡国之君和无道被弑，都应祭祀。二是认为在大量增加辽、金、元非汉政权的皇帝神牌后，“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认为这些朝代也应纳入祭祀。同时，乾隆帝认为，五代皇帝“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缕”，虽然五代皇帝大多并非汉人且继位不正，但“中华统绪”仍在延续，因而五代亦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五代亦是“中华”。乾隆四十九年，清廷决定在历代帝王庙新增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武帝，陈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宪宗、后唐明宗，后周世宗，金哀宗共二十五名帝王神牌。自此，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最终定型。

北京寺庙里的神卡

明清时期帝王庙内的元世祖祭祀

元世祖是明朝唯一一个在皇庙祭祀的非汉政权皇帝，这反映了朱元璋的心意，但也有现实原因，即明朝取代元朝，延续正统，否定元朝就是否定明朝。其次，元朝虽然是非汉政权，但也在一些时期实行仁政，比如元世祖，那里的人们生活稳定，元朝皇帝有资格祭祀。朱元璋曾在《神谕》中提到:“元朝祖先有德格天，统治中国。我也尝过省部级大员的语言，说袁是中国的主人，百年不变。我父母，如你我，皆因出身，若说是，岂不是命里跟着宋，精神上的师父，大师父？”。朱元璋认为，元代汉人的生活并不总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元代中原的统一是由于宋代德行的丧失和元代德行的积累。明朝皇帝郑德曾称赞明太祖祭祀元世祖。他说:“虽然他战胜了国家的祖先，获得了崇拜的军衔，但不正是后来世界的英国和易军打开了友谊，他们的政治还有可取之处吗？”。

关于祭祀元世祖，明前期部分朝臣是反对的。弘治朝时，南京礼部侍郎尹直曾上疏反对祭祀元世祖，“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国，初欲杀尽中原人，甚至废灭人伦，岂当与尧舜禹汤并列”，其言论是否属实并不确定，彼时明朝君臣也未认可他的观点。嘉靖朝时，漠南雄主俺答汗崛起，不时入边劫掠汉地，甚至威胁明朝京师，嘉靖帝对此十分愤怒又无可奈何。嘉靖前期，翰林院修撰姚涞上疏请求撤出元世祖牌位，彼时蒙古对明朝的威胁还不算严重，嘉靖帝和礼部都未同意此议，并以《春秋》言论予以反驳，“《春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自古帝王尝优崇胜国，太祖睿断，载在祀典，宜如故从之。徐学谟曰：历数之传，虽有华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属，即夷狄自不能废之矣”，即认为入主中原的非汉政权，只要他们接受中原文化，就可以被视为“中华”，这是天命，不是人的意志可改变的。

北京帝王庙的祭祀仪式

嘉靖中后期，蒙古对明朝威胁加重，明朝君臣对蒙古的憎恨也不断累积，“世宗朝，大虏频犯内地，上愤怒，思所以大创之。时正议礼纷纷，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涞、给事中陈棐辈，窥知上意，疏请帝王庙削元世祖之祀”。嘉靖二十四年，嘉靖帝决定撤出历代帝王庙内的元世祖神牌。清军入关后，恢复了元世祖的祭祀，其理由同当年朱元璋祭祀元世祖的理由相似，“世祖平江南，捐苛征，弛历禁，亟救灾伤，苏息黎庶，制礼作乐，民物阜康，传世六七君，类遵守其成宪”，即元世祖时国家安定、百姓阜康，元世祖有被祭祀的资格。此外，清朝恢复元世祖的祭祀，一方面为同为非汉政权的清朝入主中原找到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同自己关系密切的漠南蒙古诸部恢复了元朝的名誉和正统，有利于争取蒙古人的拥护。

从皇庙祭祀看历史观和民族观

朱元璋创立历代帝王庙时，入祀标准十分严格。朱元璋甚至有点道德洁癖，只要是有污点的，例如篡位等，哪怕是开国之君，也不能被祭祀。朱元璋坚持宁缺毋滥，彼时帝王合祀范围虽已大大拓展，但入祀帝王依然很少。朱元璋建立帝王庙，不仅仅是为明朝立正统，也是为自己确立历史定位，即彰显朱元璋个人开创明朝基业的历史贡献。在朱元璋眼中，入祀的开国之君同自己的情形是类似的，都经历了诸多磨难，且没有篡位等以下乱上的“不良记录”。

嘉靖年间，明廷收回了元世祖的神牌，但不能认为整个明朝都不接受非汉政权。事实上，从明初到嘉靖的二十四年一百多年间，虽然明蒙长期敌对，但明朝始终向元世祖献祭，体现了明朝国家意识中君主和官员的宽容。因此，乾隆皇帝曾评论说“洪武到辽金拜元世祖，仍是统御之事”，他认为明太祖的行为是明智而公正的。

清朝时，入祀帝王不断增加，入祀范围也从开国之君拓展到守成乃至非亡国之君，体现了入祀标准和帝王庙象征意义的改变。历代帝王庙从明初时入祀标准严格、体现开国之君创业艰难、具有单一象征性和朝代不连续性的祭祀场所，逐渐过渡为入祀标准宽松、供奉清朝以前大部分帝王牌位、朝代前后相接的祭祀场所，逐渐成为祭祀自三皇到明末历代皇帝的场所。这一变化，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帝王庙祭祀体系最终形成，即帝王庙成为祭祀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的主要祭祀场所，另一方面更是反映了清朝诸帝对中原政治文化和中国古代政权的认可。

历代帝王庙中的帝王铭文

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至今尚存，院内保有雍正帝和乾隆帝的御制碑文，其中有《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一碑。在该碑中，乾隆帝对非汉政权、汉人政权同“中华”历史的关系作了阐述，认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余年，于南北朝及宋元辽金，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之际，大书特书，必公必平”。在乾隆帝看来，无论是汉人政权还是非汉政权，都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

乾隆皇帝强调“中国统一无止境”，表明他认为“中国”或“中国”从未消亡或中断，中国历史文化延续了几千年，清朝也延续了“中国统一”。清代皇帝重视历代宫庙祭祀。一方面，他们为清朝的统治确立了合法性，即非汉族政权也可以进入中原；另一方面说明清朝皇帝自觉接受和发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并没有把清朝置于“中国”之外，希望清朝被接纳为“中国”的一员。从这个层面上看，清朝皇帝的历史眼光之大、胸襟之广，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黄爱平，“清代宫庙祭祀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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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史》，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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