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作者 为了富人而写作的作家 竟成了穷人的代言人

编者按：19世纪中叶，巴黎的底层人民或许不知道巴尔扎克，但他们肯定知道另一个作家的名字——欧仁·苏。这位作家现已没有多少名气，但在当时，他以巴黎贫民窟为背景写作的故事被穷人视为自己想表达却无以表达的心声，欧仁·苏也逐渐被视作穷苦大众的代言人。但事实上，他早先写贫民窟的故事，只是为了取悦那些无所事事、想用奇情故事解闷的富人。

本文摘自美第奇奖和贡科特传记奖得主米歇尔·维诺科的代表作《自由之声》，标题由编辑编辑。

1842年，当重新记录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的《人间喜剧》首次出版时，它的风头完全被《论辩》上新出版的一部连载小说所掩盖。这部连载小说的作者不是巴尔扎克，而是欧仁素，书名是《巴黎的秘密》。

连载小说的特性是把一个多次死而复生的故事、富有色彩的场景和众多生动的人物一天一篇地分割开来，同时设法在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打住。欧仁·苏在这方面很了不起。但是，他没有把这些情节置于社会上层、资产阶级的沙龙或秀丽的田园风光之中——当时的小说家很少有人会脱离这些场景——而是置于巴黎的贫民窟、当代平民的巴黎之中。小说的情节是这样展开的：来自德国的鲁道夫大公乔装成工人，衣衫褴褛地寻找朝思暮想了16年的养女，来到巴黎贫民区生活贫困的人之中，他这样做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项过失——在一次激烈争执中，他曾一剑刺死养女的生父。他遇到了玛丽花，玛丽花是街头歌女，她不可避免地从事皮肉生意，而且有充满仇恨的保镖“操刀鬼”跟随。他们的苦难打动了读者。男主人公鲁道夫是个才智超常的伸张正义者，他设法把这两个人从贫困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得面对两个可怕的罪犯，其一是“猫头鹰”，玛丽花以前的继母；其二是“教书先生”，此人将受到可怕的惩罚。其他许多有意思的人物亦陆续出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看门人的“爱饶舌的人”；轻佻的年轻女工里戈莱特，她后来嫁给了弗朗索瓦·热尔曼，后者被不公正地判决入狱而后从牢房里获救；被品行不端的公证人费朗折磨的莫雷尔一家……最后，鲁道夫将发现玛丽花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养女萨拉。

这些五颜六色的人物通过城市中“正派人”不敢去的地方展示出来。糟糕的彩色图片和陈词滥调相互竞争。让读者从中获得巨大快感的是影射，它鼓励情感在已知的地方流动，尤其是因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大声呼唤和组合这些情感，以便更好地获得这种情感。欧仁素在通俗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巧。

从最初几天开始，欧仁·苏的连载小说激起了读者不可思议的迷恋，《论战报》的订户从3000家增至10000家。这仅仅是一种征兆。除了订户始终在增多，人们挤到了阅览室，在那里，大量供人阅读的报纸已经被翻到有些破烂。每张报纸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的手里，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醉心于此，而那些目不识丁者则让人高声朗读鲁道夫与玛丽花的奇遇。这种现象可谓是前所未有。

尤金·苏在叙述开始时告诉读者，他将经历“险恶的场景”，遇到“丑陋而可怕的家伙”，并表达了以下追求:“每个人都读过《库珀》，美国沃尔特·斯科特描写野蛮人的令人钦佩的章节，这些章节描绘了他们残酷的习俗、富有表现力和想象力的语言，以及数以千计的逃脱或追捕敌人的诡计。一想到野蛮人是否住在他们身边，这些野蛮部落的训练，一想到他们把文明扔得那么远的残忍习惯，城里的居民就不寒而栗。我们将试图向读者展示其他一些野蛮人的生活插曲，他们和库珀描述的野蛮人一样是文明之外的人。只是我们说的野蛮人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通过探索他们生活的巢穴来看到他们。在那里，他们密谋杀害、偷窃和分割财产。从受害者那里抢来的东西被收集在一起。这些人有自己的习俗，有自己的语言，这是一种神秘的语言，充满了忧郁的隐喻和令人作呕的血腥隐喻。最后，像野蛮人一样，这些人通常与绰号相称，这些绰号取自他们的精力、残忍、某些优点或身体缺陷。”

“巴黎的莫西干人”——此为大仲马的表述——使人着迷：玛丽花受人期待，鲁道夫通过为所有弱者和被压迫者复仇而令人安心，被诅咒的“猫头鹰”和“学校教师”以及公证人费朗激起愤慨、仇恨。这些愤恨之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连载期间，读者并不是被动地阅读，而是通过在其眼皮下活动的人物认出自己或辨认出与这些人物相似的其他人。人们给作者写信，向他提供文献资料，想见他，与他说说话。凡此种种，均为明证。

一开始这里有个误会。欧仁素首先想到他描述的是一个让大资产阶级读者，尤其是《辩论》订阅者的配偶毛骨悚然的故事——毕竟一年80法郎的订阅费超出了所有人的承受能力。然而，他的连载小说不仅触及了中小资产阶级，也触及了人民群众。在把它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连载小说的同时，读者给欧仁素赋予了一个社会使命:揭露人民疾苦。有一个插曲是决定性的。这是对莫雷尔一家的描述，一个生活贫困，地位低下的宝石工人。这些工人的生活“沉重而绝望，抑郁而失去尊严的人再也感受不到意志和力量，也没有摆脱屈辱的打算，他们像与世隔绝的动物一样毫无生气”。

欧根·苏每天都收到许多不同性质的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请求施舍，有的评论或给作者建议。欧仁素逐渐发现自己深深地沉浸在窝棚和贫民窟中，这激发了社会的批判。因此，1843年10月，一位来自查多鲁的牧师写信给他说:“你关于巴黎秘密的非凡著作对世界产生了神奇的影响，许多善良的人已经明白，他们应该做出牺牲，以提高社会最底层被遗弃者的道德标准。受你的书的启发，我构思了一个在我省建立孤儿院抚养贫困孤儿的计划。我认为时机刚刚好。我们整个城市都被你迷人的风格迷住了，这将使居民们决定对我们的事业更加慷慨。向您致敬，先生。我衷心赞成你伟大的思想。”

因为其小说已被多家国外报纸翻译转载，欧仁·苏甚至收到了来自国外的感谢，感谢他在某个地方激起了社会性的创举。该小说的出版和翻译在欧洲不同国家逐渐增多。有人模仿欧仁·苏，于是就有了《柏林的秘密》《慕尼黑的秘密》《匈牙利的秘密》《布鲁塞尔的秘密》《伦敦的秘密》等等。甚至在法国，亦有人在《巴黎真实的秘密》《旧巴黎的秘密》《巴黎的小秘密》等作品中抄袭他，滑稽地模仿他。

欧仁素享受着大众无与伦比的热情，被视为“作家的加冕”。一个玻璃工人写信给他说:“没有人敢大声反对你，因为你是真理，真理就是上帝。是的，真理就是上帝，那些宣称真理的人不需要害怕任何事情。请坚持下去，善良的人，请坚持你崇高而有用的任务。”前不久，还是一个花花公子的欧仁素，突然被逼得没有退路:他不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开心的普通人，而是成为了代言人，也就是悲惨世界的代言人。因此，在能看懂他的小说的有知识的小资产阶级，或“贵族工人”的推动、鼓励和赞扬下，他坚持了下来。他倾听谈话者，慷慨地回应恳求者，并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小说成了批判社会不幸的武器。在他的作品中，小说家描写了主人公道德和身体堕落的各个阶段，不仅描述了监狱、医院和精神病患者的庇护所，还描述了普通的街头场景、奇迹的进展和巴黎的贼窝。他在《车间报》上听取社会改革者和工人的意见，该报提倡自我管理，受到前圣西门比希的启发。

根据当时的人的说法，欧仁·苏“对巴黎人民拥有一种权势”。人们以最为热烈的好感和热情迎接他的每一个篇章，有时甚至通过一种奇异和悲剧的方式表达出来。一天晚上，欧仁·苏在回到家时在黑暗中碰到了一个悬挂着的会动的物体，他点燃蜡烛后看到了什么呢？一个已经进入他家前厅的男人的两只脚。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他是谁或如何前来此处上吊。上吊者手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因为绝望而自杀。我觉得，如果我在爱我们并为我们辩护的人家中死去的话，死亡会稍容易一些。”

《巴黎的秘密》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连载小说的过程中，作者收到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信。人们称赞他，给他建议，邀请他做客，敲他的门，有些人甚至把虚构和现实混为一谈。有人送他一小笔钱，给他创造的穷人；有人建议他应该有哪些插曲；有人送了他一份不寻常的礼物；有人请他解释；有人祝福他...1844年2月13日，在圣马尔达姆门剧院上演了一部同名话剧，这部话剧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但由欧根·苏亲自改编。内穆尔公爵和安维尔王子亲自到场观看，正统的报纸高呼耻辱。这出戏持续了七个小时。巴尔扎克写信给汉斯卡夫人:“巴黎的秘密直到今天凌晨一点半才写完。弗雷德里克担心他的大脑充血。我昨天中午去看他，他已经睡着了。他刚刚在浴缸里泡了芥末籽，没膝深。前一天，他已经两次失明。”《巴黎的秘密》是世界上最悲伤的戏剧，但弗雷德里克的才华会引起新的狂热，人们无法描述那种效果，所以我们应该拭目以待。”

欧仁·苏的一个突出优点是透过虚构描绘了这样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因遭受成百上千的灾祸，到处都是可怕的场景，而这些灾祸又皆可归咎于城市的畸形扩张。1801年，巴黎仅有55万居民；到了1851年，居民人数达到105万。城市人口在半个世纪里的翻倍造成城市破烂不堪，无法向每个人提供工作与栖身之处。因为城市建设速度提高得极慢，城市人口密度从1800年的每公顷159人增至1846年的每公顷307人。市政设施微不足道，城市显得肮脏、不卫生，散发着臭气。没有人行道，街道满是污泥，垃圾遍地，最小的车辆经过都会溅起泥浆，弄脏行人的衣服。在同一座城市里，最令人震惊的是1832年爆发的霍乱造成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卫生条件最差的贫民区里尤其严重，每1000个居民中有45人死亡，这一数字是巴黎各区平均死亡人数的2倍。19世纪前期重要的卫生工作者之一亚历山大·帕朗－杜夏特莱在1831年观察到：“穿越巴黎的比埃夫勒小河接纳了整个区的下水道。此外还有大量矾鞣皮革工厂、鞣革工厂、漂洗羊毛等等留下的残留物。河流的下方只是个散发恶臭的垃圾场，从这里散发出来的臭气如此强烈，使沿河居民厨房的灶具褪色、发黑。”

作为一个人民的导演，一个每天倾听巴黎人民声音的倾听者，欧根·苏改变了小说的方向，将傅立叶等社会改革家的教导引入小说。根据他的朋友费利克斯·佩亚的说法，他本人在1841年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可能起步更早。无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都出现在《巴黎的秘密》中，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作者坚持用大段落来表达。对此，被正在进行的剧情所吸引的读者感到不快。小说将乌托邦具体化:鲁道夫创立了一家贫穷的银行，他解释了这家银行的支持者和结局，这家银行的目标是结束失业和贫困。

欧仁·苏的社会主义无法超载《巴黎的秘密》作者的个人境况和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本身，没有怎么经过仔细推敲。如前所述，作为对此问题感兴趣而开始行动的昔日的浮华子弟、花花公子、正统主义者，在了解和思考种种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维克多·孔西得朗和傅立叶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学说之后，欧仁·苏在1844至1845年接着发表的另一连载小说《流浪的犹太人》中完全赞同后两种社会主义学说。

抛开《巴黎的秘密》中“人道主义”和“家长式”的社会主义缺点不谈，有一个优点，即使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因为他的奇迹般的成功，他的连载小说对维勒姆、比尔和弗雷格的《工人大调查》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反响。所有的调查都揭示了同样的原因:巴黎等大城市经历了随着工业发展、生产周期限制、危机、萧条和生产过剩的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了没有任何补偿的失业，导致了像女性一样以非常低的工资受雇的童工的高死亡率。

针对这些调查，政府在1840年提出一项法案，围绕这一法案，赞同与反对国家干预的人之间产生了冲突，赞同者中包括正统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样做光明正大，反对者则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法国首项社会立法终于在1841年投票通过，但它只适用于工人人数超过20人的企业。它禁止雇用未满8岁的童工，8至12岁的童工每天劳动的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12至16岁的青少年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不足12岁不得上夜班。唉！因为制造商得以使人们不再考虑创设劳动监察机构，1841年的法律几乎未付诸实施。

面对舆论的普遍无知和上层资产阶级成员的理论厚颜无耻，毫无疑问，欧仁苏的连载小说和一份保守日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力，激发了另一些人的思考，这有利于法国人认识到“工人阶级”与其他国民和各种财产所有者之间正在扩大的可怕的不平等。选举制度只给予20万最富有的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并没有改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