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伦理 曹东勃评《轻文明》︱如何理解和面对一个更“轻”的世界

今年6月初，我曾受邀参加一场中学生演讲的活动。一位初二女生，现场抽到的题目是“你认为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是什么”。只见这个小姑娘气定神闲，沉思片刻，开口道：“我感觉我们人类越来越空虚，无趣，越来越陷入到物质的包围之中，就比如说你们大人”，她指了指坐在台下的我们五个评委，“你们从谈恋爱到走入婚姻，每一步都需要越来越无意义的物质包装和修饰。人们变得更加贪婪，精神上却很虚无”。随即娓娓道来，详加阐发。后生可畏！谈论这个主题的惯性思维，十之八九会落入“气候危机”“环境污染”“全球治理”之类的俗套之中，她竟答得这样真诚而巧妙！

熟悉后现代主义和法国哲学家的人不会对前面提到的小女孩的问题意识感到惊讶，这多少是鲍德里亚对物质体系和消费社会的反思的意蕴。然而，一个孩子可以解决许多成年人无法自觉面对的大问题:如何面对一个更轻的世界。

法国的镜像

当代法国哲学家吉勒斯·利波维茨的《光的文明》一书，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介绍出版。这是作者继《超现代》《空虚拟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责任的孤独: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无痛伦理》《永恒的奢侈》等多部专著之后，对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的精神状态所做的又一次细致扫描。

光明文明

对中国来说，地处遥远欧洲的法国一直是具有重要影响和参照意义的神奇存在。百余年来，国人怀着极大好奇，从观察和理解法国的方方面面中观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寻求镜鉴，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形成中溯源中国经济思想。直至今日，法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其小农传统、法国的文化结构特别是其左翼传统，以及法国的民族多元融合问题、社会治理问题，都与当代中国发展构成某种映射关系。同样，利波维茨基在本书中以法国为例，详细描摹的当代社会思潮的某些新变化，也正在当代中国初露端倪。

用一个奇妙的词“光”来概括我们的时代，Lipowitz不是第一个人。米兰·昆德拉1984年发表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指出，“在一切矛盾中，轻与重的矛盾是最深刻、最模糊的”。更早的时候，尼采就像一个预言家一样，在20世纪初告诉人们“美好的事物都是光，一切圣洁都用灵巧的脚奔跑”，“只有一样东西是必须拥有的，要么是自然的光灵，要么是艺术和科学创造的光灵”，“自由的思想是藐视生命的上帝”。

文明当是一种厚重的积淀，何以言轻呢？这里不妨沿《轻文明》的研究路线，不急于建构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且从技术、经济、生活、文化、伦理、政治六个维度，对“轻”的精神现象做一番考察巡礼。

技术之轻-去物质经济

我记得高中的地理课本在讲到经济地理的部分时，有一个关于“区位”的专题，有一种区位优势就是产品轻薄短小，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适宜发展空运，不受本地市场规模和范围的制约。从经济上看，其结构是由高度依赖重型设备和重化工业逐渐转向以注重大众消费、家庭消费为主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从技术上说，这种轻型化就是一种减量化、微型化、非物质化。正如我们购买笔记本电脑、U盘、iPad等电子设备时，追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轻轻益善”。

尽量打造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材料消耗更少、块更小的产品。小即是美的原则深入人心。“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复杂性、集成化水平和技术含量日益提高。随着新材料、数字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应用，变得更轻、更小和非物质化的趋势席卷全球。

不过，去物质化的过程本身，却消耗大量的物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相当巨大，甚至会出现“反弹效应”。比如，制造一个重两克的集成电路需要消耗比最终产品重六百三十倍的辅料，数字技术并没有减少物理运输和某些材料的消耗。在这个意义上，轻与重并非决然对立，而是轻受惠于重，非物质性的光鲜亮丽根本上得益和归功于物质的进一步挖掘——对地球深处的天然材料和矿物的开发，而采矿业本身是重的，甚至是超重的。

经济之轻-消费社会

在至多几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履行“给你幸福”的许诺，开启一个个宏大的现代性工程和救赎性计划，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成了我们的主流叙事。工业革命以来，在技术与经济的联袂推动下，基本物质需求的束缚逐渐打破，在经济增长为中心、高歌猛进并付出巨大社会代价和阶层分裂之后，人们致力于为生活减速和减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福利社会建立，大众消费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准配置。信息技术革命则把这一减负的古老事业推到了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产品丰富、生产过剩、商品积累严重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中人被物包围，呈现出立体、全方位的特点。所谓立体式，是指事物以成套或成套的形式存在，购买一件物品使消费者产生连锁心理反应，使其从一种商品转移到另一种商品。买名牌西装，一定要买配套的衬衫、领带、皮鞋，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完整和意义的完整。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互补商品。所谓全方位，就是一种跨越不同领域的消费航母。就像装载电影院、书店、儿童游乐等功能的商业区，往往会甩开传统的购物街模式“数街”，超大型购物中心掀起了新一波的商业运营模式，并以其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旅游等综合运营、一站式服务和配套环境，逐渐风靡全球。此外，各种满减、收单、配售、剁碎，多少消费都在你的名下，花钱就像流水，轻轻飘过。

消费社会中的精神需求超越物质需求，文化与符号价值更受重视。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的增长。外滩的一个邮筒，因为明星鹿晗合影加持，引来一众粉丝纷纷前来朝拜，以至于有关部门把邮筒“封杀”，粉丝经济是消费社会的当然产物。

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它的巨大力量，所有坚实的东西都消失了。神圣和崇高变得尴尬，世俗化、娱乐化和时尚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各种展览、博览活动越来越迎合大众的世俗意图——车展成了样板间，车却被冷落了。本杰明说得很透彻:“世界博览会粉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他们造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的局面。他们开辟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人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精神。”政治热情褪去，感官体验上升，各种带着神圣光环的行业未能落入事物的陷阱。

本杰明

消费品不再追求永恒，而是加速折旧、流变、迭代。无怪乎鲍德里亚感叹：“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确，物的消费呈现加速度态势，传统社会中人们可以“睹物思人”，对着一件祖传宝贝，“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消费社会里，人要适应物的更替迭代和新陈代谢。耐用消费品这个概念越来越成为一个滑稽的概念，电视？空调？冰箱？还是汽车？我们对上述哪一个物品的使用超过了十年？在消费社会，一些螳臂当车、顽固对抗这一加速折旧趋势的品牌，比如不识时务、耐摔耐用的诺基亚手机，则遭受了惨烈而不可逆的市场失败，这进一步加速了人对物的追逐运动的速率。

博德里亚

消费社会中，消费需求的异质性上升，个体被归类、编码、排序。所有关于消费的话语，都想把消费者塑造成普遍的人，而消费者却期待成为领风气之先的潮人。消费者希望通过商品消费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定制和个性化服务日益成为消费社会的新宠。顾客是“上帝”，“上帝”却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总是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会在追逐时尚、“屡虐屡购”的“剁手”过程中尴尬地发现，所谓时尚，简直是实时更新的风尚，且经常会杀个猝不及防的“回马枪”，令人无所适从。想想前不久有人恶搞的年度四大fashion映射的荒诞现实：洪七公的发型、赵四的西装、光头强的裤子、乾隆爷的黑鞋。正所谓天道好轮回，时尚饶过谁。

消费社会越来越注重设计、外观和包装，而不是注重产品质量。先辈总结得好，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简约比装修好，但装修轻浮。消费社会的光芒就在这里。所以在月饼盒的装帧设计上要多下功夫，在消费社会买竹椽还珍珠确实经济可行。

生活之轻——瘦身拜物教

人们在生活中追求轻盈的重要表象是各种冥想、瑜伽、养生、“排毒”的流行。人们认真地从自己做起，做减法，放弃自己的生活——摆脱脂肪副产品，就是摆脱负能量，获得一种轻松的快乐。

“生于1992”而被迫“步入中年危机”，显然是一个段子。真实的情况是，七〇后甚至都拒绝承认“人到中年”。体态与心态的“轻化”，以瘦为美和装嫩卖萌是同一桩事。现代科技的发展促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变”，人们的寿命延长，而千年来的各种病痛和早夭的奴役则被逐渐摆脱，我们可能正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老龄化不再指向一种凄凉衰朽的晚景，人们的肉体将从日常的苦痛中获得解放，无痛苦地度过一生。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这种无痛之轻的状况？医学的普及和对人类的前置介入，可能使人生成为一场巨大的诊疗，人类成为一种“医学人类”——为生存而生活，而非为生活而生存。这看似更轻，实则更重了。

人同时沉迷于客观的轻盈和主观的轻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部分都经历了健身、瑜伽、太极甚至气功的热潮。说起来，这些运动历史悠久，但却成为一种趋势，即人类摆脱饥饿和匮乏后不久。健身房的功能结构和装饰布局的演变最能反映这个时代的变化:起初以“重工业”和“重金属”风格为主，用于力量训练的设备和装置被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随后，肌肉的塑形退居第二，相应的器械被边缘化。几乎每个健身房的核心功能区都放置了成排的跑步机和骑马机，“重”的力量训练让位于“轻”的有氧运动；健身房终于从最初的健美运动员甚至运动员的训练场所变成了“室内瘦身广场舞”区，在咸宜零起点。

从保健只是作为特定人群专享的一种泛医疗待遇或福利，发展到人人可言“保健”，可言养生，直至“大保健”成了一种带有调侃讽刺意味的特定语词、黑话；从竞技体育到群众体育，再到全民健身，以至于发展到大爷大妈和自己的孙辈争夺篮球场，轻时代全面降临。

讽刺的是，这种民族对“轻”的追求，恰恰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产物，之所以强调，只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远。这种自我修养的自恋狂热背后，不过是在这个以表演为中心的社会里，自我意识的日常挣扎。这种反抗的虚伪和脆弱，就像消费社会中的其他种类一样，很快消失在数字的表象中:明明加班是“累成狗”，却固执地向朋友圈发送着蓝天白云的正能量图片，表现出一种冷漠宁静的状态“我很好”；围绕“一日一万步”、“助力超越学习”的目标，修身成了廉价的行动；不管墙上挂了多少“好歌”“别生气”，生气的时候都不会看一眼。

瘦的拜物教与轻的拜物教合二为一，一种现代的野心日渐升腾：寻求命运打击不到的地方，亲手雕琢、控制、维护自己的身体。于是，多少明星大腕梦寐以求“逆生长”、“飞升上神”；于是，七十岁的希拉里老太太只因跌了一跤就被人百般质疑。减轻身体负担的举动反而增加了生活的负担，不能有效控制身体的人被认为缺乏自律的品质，身形就这样与人品悄然挂钩。

文化之轻——无聊

轻文明意味着一切，唯独不代表轻松的生活。如果说前现代的艰苦卓绝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后现代的空虚无聊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当资本主义精神渐趋宵遁，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想法就趁机填补了价值的真空。在精神虚无的时代依然诉诸物质资源，只能是黔驴技穷，不仅荒诞，而且自残。

告别整体社会的宏大叙事，放逐小时代的小财运，甚至把爱情送去消费，最终都是因为空的空虚、虚无和玩世不恭。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类似的精神现象只能出现在少数贵族身上，最终只会有一部分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病毒携带者”。如今，这个问题不再是“为什么不吃肉末”这种可有可无甚至可笑的问题。由于大多数人不愁吃穿，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将导致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和“富贵病”在这一精神领域的迅速蔓延。

时代主题既已转为产能过剩之后的经济危机，人们的焦虑所在也就必然转向物质过载之下的精神重荷。人们不能不追问：消费主义为世界减负，靠谱吗？以物质主义、好生活的世俗目标作为激励，就不免要面对如下三个问题：其一，这种穿了红舞鞋一般永不停歇的发展和改变究竟何以完成？其二，人类如何来适应这种快速发展？其三，商人能否描摹出精神世界的理想化替代性图景？

Sethov还问:“在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所有不适都消除之后，身体会怎么做？在过去，答案是什么都不做，但现在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易怒是不可避免的，易怒是一个伟大的杀手。”鲍曼嘲讽现代社会的精神特征:“如果你抑郁了，那就吃吧。”

弓箭手

吃货不可能拯救世界，消费也不可能排遣孤独。看看那些每天早晚马路上的“晨跑族”，他们的步伐多么轻盈！不，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他们的耳朵上挂着耳机，胳膊上绑着手机。我更愿意比附“互联网+”称这一奇景为“耳机+”现象，无论跑步、散步、健身、购物都要加上一副耳机。在消遣的时候总要输入一些元素，否则便不觉得是在消遣，甚至觉得在浪费时间、虚耗生命。这到底是消遣还是忙碌？轻松还是沉重？

缺乏兴趣更可怕。其实我们面临的不是“脱离低级趣味”的问题，而是品味本身的问题。所以，当你想送礼物的时候，你不得不上网向各大商场里卖“金点子”和“鬼点子”的店铺求助，用别人的手为自己做选择，失去了创造力和思考能力。随着商品的激增和趋同，我们不知如何选择，如何对待自己，如何给别人惊喜。有各种有趣的店铺，有创意的礼物，甚至还有各种恶趣味和重口味。

弗罗姆

如果深究这一紧随丰裕之后的空虚源出何处，弗洛姆的洞见不妨一观。他的一个着名论断是：人性是人的动物性降到最低点的产物。作为动物，人类是以失败者的身份一路溃败而来的。倘若人类当初是成功的猴子，那他应该继续在树上生活。可见，人类在其猴子时期，就是乏善可陈的loser。他被赶下树来，另谋生路，希望一雪前耻，做一个合格的草原动物。可是，狮子老虎豹子怎么可能会容得下这个新来的废物！于是，人类的祖先继续疲于奔命地逃向平原，逃到没有人，不，是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打搅他们、欺侮他们的地方，渐渐地过起了人类早期的采摘、狩猎，以至农耕的生活，形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范式。这一路溃逃中，每当他想利用动物的本能试图随遇而安地适应一下的时候，他都被第一时间赶出了现场。他简直成为了动物界的耻辱，一切动物都羞与为伍。当他不再谋求适应，而是在走投无路之际运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创造活动时，人类诞生了。人类一路进化而来，也是一路退化而来，这一路失败的结果却是：不成功，变成人。

没有伊甸园和舒适堡，就没有人与自然的亲密，主客二分的改造世界之路极其危险。选择这条路，不仅仅是去探索未知，更是去寻找自己的意义。当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得到满足时，还是会有新的不满。所谓“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说满足物质需求容易，满足文化需求难。人是一种精神动物，他的文化和精神欲望很难满足。如果人们只需要吃点东西，穿件暖和的衣服就可以坐下来放松，那么央视街头采访中到处都在问这样一句话“你快乐吗？”，他们应该得到一个统一的肯定答案。显然，解决温饱不是问题的终点。相反，人类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伦理之轻——家庭的松动

家庭关系，这种具有压舱石效应的传统重量级关系，正在不堪重负，呈现出松动的迹象。人们渴望自由自在地生活，摆脱任何外力，包括家庭。由此，传统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代际关系被彻底动摇。作为夫妻关系的轴心，其基本维持条件已经悄然被“忠诚”取代为“尊重”。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解放”运动的触角伸向了家庭。

追求风流的生活模式，并非某个时代所特有。启蒙运动时期，玩乐、猎艳甚至成了所谓上流社会的时尚，不妨称之为“放荡之轻”。不过，当忠诚被宣布为可笑之物，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就被等同于一场基于策略的社交游戏。真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种轻，看似放浪形骸，实则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要求表达的优雅、情感的伪装、勾引行动的完整。而另一种“酷之轻”则要求完全破除定势，无拘无束。“酷”貌似是个已经过于老土的词，但它的流行实际上不超过半个世纪，在中国甚至还不到三十年。

近几十年来，婚姻家庭制度受到了包围和挑战。因为试婚、结婚、离婚、再婚、再婚的反复“试错”，人们对多线程恋情、两条腿走路的婚姻视而不见。神圣的宫殿似乎是一种装饰，坚定不移的承诺变成了美丽的谎言。不乏来自前线的攻击——丁克主义甚至未婚主义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来自日本的“婚姻和生活时间”一词生动地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焦虑。无论是父母盲目带孩子，还是组织向年轻人询问婚姻爱情，都恰恰说明家庭已经从一种温暖变成了一种需要回避的沉重负担。日本大前研一将这种状态描述为“低欲望社会”，年轻人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同时又对出人头地、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等世俗欲望彻底担忧。“居”文化、“丧”文化、“蚕食旧”现象不难理解。

即便是光棍节这样一个略带沉重和自嘲的节日，自其创生之日即已脱离本意，逐渐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大消费体验和狂欢庆典。何以解忧？唯有消费。所有的愁绪，所有的差异，都被夷平在消费的狂热之中。

然而，这个家庭并没有被轻易打败。对忠诚的信念确实在减弱，也许人们对不忠的容忍度也在增加。然而，名人艺人一旦成名，人们总是在一种“统一的舆论”中，以义愤填膺表现出捍卫家庭价值的道德感，结果必然以施暴者低头公开道歉而告终。这种有趣的言行偏差也是轻婚时代的典型特征。

家庭关系的松动只是道德约束日渐软化、轻化和各领域全面退缩的一支先遣力量。一旦家庭中的责任底线不能坚守，其他领域的道德滑坡或相对主义必然出现。价值理性自身开始退缩，承认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相对于某种有限的目的和视角而言的，不存在某种规范性论断优于其他论断的那种立场——“怎么都行”。发展至极端，便出现了否定任何终极价值和意义，因而否定任何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的客观准则的犬儒主义。在市场深度嵌入的现时代，犬儒主义表现出出离世界、驳难价值、敌对文化的倾向，它拒绝反身自顾，它践行玩世不恭——因为在其看来，这世界本就不值得“恭”——“认真你就输了”。“拒绝崇高”“告别理想”“活在当下”成为颓废、卸责、袖手旁观甚至见死不救的普遍说辞，道德在不经意间被高高举起后，又轻轻地放下了。

政治之光——景观政治

轻的革命绝不只限于技术、经济、生活、文化、伦理诸端，它也成功地改变了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运作。如果说消费社会是一种物体系包围和营建的景观社会，那么其在政治上的镜像则是建构了一种景观政治。

政治决策被迎合民意的情绪化言论所取代，政治理性被煽动人心的激烈言辞和极端立场所取代，政治宏大叙事和严肃主题被琐碎细节和政客的演技所取代，亲民、生活化。自从电视出现以来，媒体的发展越来越把政治场所装扮成政治舞台和政治家的表演场所。政治上的轻革命意味着减轻政治负担。当政治家走下神坛，人们不再需要一个英语大师和一个父亲般的人物，而是可以挽起袖子与人民同乐的兄弟和伙伴。当然，这种祛魅本身会产生另一种魅惑效果。

轻政治围绕态度做文章。所谓民意调查，主要是对态度的侦测，而态度本身是流动的。基于简单的表态游戏，可能做出错误的、不可挽回的政治决断。宏大叙事的信仰终结和进步主义的幻灭，使政治成为一种表态政治，民主成为一种影像民主——直播、金句、图像取代了仪式、争论和观点，政治的语言变得轻飘无力。

政治下沉，市场上升。对金融资本逻辑的崇拜，让经济的成功盖过了政治的轻盈。娱乐，让政治成为“是的，总理”那样鸡毛蒜皮的官僚琐事。人们对此不感兴趣，或者只是喜欢卡房里的权力游戏。政治不仅被点亮，被流言蜚语，还被抹黑，这进一步促使人们对政治敬而远之。

是的，首相

纸牌屋

传统中只能居于帷幕之后的运筹博弈、理性狡计，被全盘搬到台前。现实主义，甚至进攻性现实主义，大有取代政治正确的理想主义之势。选民索性谁都不信，全靠自己，他们也更加倾向于保持观望，直至最后再做出决定。这样一个去政治化、去政党化的“战略型选民”时代，固然是个体化得百花齐放，却也着实带来了更大的政治不确定。

这种前所未有的对人民的政治不信任，来自于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困境的两种深深的失望:一是活尸式的创作野心和理想信念正在消亡；第二，西西弗斯式的脆弱和无助总是浮现在脑海。这些选民没有总体的政治目标和政策计划，也无意掌权。他们的目标是一次讨论一个案例，关注当地问题，并争取另一个地方。当然，这也是一种政治，但与传统的政党政治相比，它是一种轻政治，更灵活高效，也更不可预测。

政治基础设施已铺就并运行良好，人们的各种反对意见也并不旨在推翻这套制度。但这种温和而轻民主的政体，确实无法阻止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煽动和洗脑，根本的问题依然是，这个轻的世界无法为衣食无忧的人们提供存在的意义、集体的身份认同、结构性的定位和自我评价。

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然而，整个世界正在经历新的阶级分化和身份分裂，各种鄙视链横空出世空，势不可挡。分裂机制的存在掩盖不了另一个事实:整个社会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为了追求福利、消费和娱乐，人们有着相同的心。信息壁垒的打破也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和模仿变得非常简单。各种安全系统的首要目标是全覆盖，其次是安全程度。这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政治权利的问题；多少是经济分配的问题。严重不平等状态下的轻政治仍然不能剥夺人们追求幸福、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更“轻”的世界？行动的轻盈并不能驱逐内心的沉重，技术的进步也无法解除生活的沉重。利波维茨基提出：“与快感有关的局部的‘轻’正在蔓延，而由喜悦产生的整体的‘轻’最好的情况也仅仅是停滞不前。”这是否意味着要对轻文明大加挞伐？不，轻本身并不消极，甚至在很多方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没有必要局限于生活方式的浅薄、轻佻、享乐主义来理解。

小时代本身并不让人厌恶，小确幸也很合于“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现代潮流，但当这种轻飘氛围的膨胀、扩张、渗透、通约一切领域，侵入生活并试图扼杀生活中各种丰富可能性，问题便产生了，人们的思考、创造、伦理责任、政治责任会被卸载一空。真正的“轻”，是尼采所言“带着镣铐起舞”的那种心态，在对抗整个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守护生命的高洁与轻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