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经济学 广州日报：让官场“饭局文化”歇菜
国内说起官场饭局这个话题，舆论似乎总是乐在其中。媒体之前谈了很多关于饭局的门道。最新一期《诚信展望》再次从政治角度聚焦官餐。报道称，十八大后，这些官方聚餐明显减少，但在饭桌上，还是要谈政治。例如，如果主人和客人到达时没有上菜，这是一个禁忌；一块桌布也有非凡的意义，它的颜色可以用来区分“高低阶”。吃饭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一旦“饭”与“局”有关，往往会让人心情沉重。文化和学问也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很多好事者把官宴说成是文化和学问，这让那些远离官场的学者和大师显得没文化。
关于官场饭局确实有很多门道。比如宴会时间一般都是摆设，邀请的领导基本都迟到了。比如有些基层单位，科长迟到十分钟，主任迟到半小时。官位与迟到时间成正比。此外，还有一些大家早就耳熟能详的顺口溜，也能说明官宴有“文化”:“可以喝八两，喝一斤，同志们放心；能喝一斤又能喝八两，这样的同志应该培养；如果能喝白酒啤酒，这样的同志就要调走；能喝啤酒就喝，这样的同志不能要。”“酒场就是战场，酒的风格就是风格，酒量就是勇气，酒瓶就是水平。”
看，这是什么文化，明明是糟粕；完全不能称之为政治，但完全违背政治伦理。很明显，这种晚餐不能培养政治家，但美食家可以培养很多。当然，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很多官员来说，聚餐确实是一件关乎个人政治前途的事情，也是一门“政治学”。对于很多商人来说，融入官宴与他们的“钱途”有关，而官宴就变成了“政治经济”。这是许多商人在获得批准文件，甚至通过晚餐获得某种政治待遇时特别期待的事情。
说起来，官员的升迁，商人的认可，都是法律问题。只要依法行政，遵循程序，所有的“晚餐文化”和“晚餐经济学”都是浮云。有的地方政府有口号“接待就是生产力”；有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晚餐就是生产力》；但我想说:让官场的“吃饭文化”停止吃饭才是生产力。
我们一起算一下账:2012年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国家每年用于吃喝的公共资金支出要达到3000亿元。按照每顿饭1000元的平均成本计算，每年大概有3亿的公餐。难怪有些官员70%的时间都花在吃喝上。《半月谈》杂志曾报道，某县委书记“一晚上吃四五顿饭是常事”；西部某县接待办主任“一天晚上吃了8顿晚饭，回家还要煮面。”至于那些在饭局上醉酒而死的官员，我们时有耳闻。想想看，每年3000亿元的吃喝会创造多少生产力？能解决多少民生问题？如果这些餐食被大幅削减，会有多少官员从这些餐食中解脱出来，创造更大的生产力？
眼下，中央八项规定还在持续发力，公款吃喝之风有所收敛。不少公职人员都说，没了吃喝负担，轻松了不少。当然，要说所谓的“饭局文化”从此歇菜，为时尚早，归根到底，还是要让法律能随时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