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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寻觅觅的那天 白先勇:终究有一天 回忆人生这件事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开始

导语:一个人对于故乡的记忆往往是不明确的,当别人问起你的家乡时,时常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对方。而乡愁的泛起又总是明确、有指向性的,它可能会藏在相册中,也可能会隐匿在一碗粉里,也可能会在你闻到某种熟悉的味道时便展开。白先勇先生曾说:“我去桂林的时候,三顿饭到
一个人对于故乡的记忆往往是不明确的,当别人问起你的家乡时,时常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对方。而乡愁的泛起又总是明确、有指向性的,它可能会藏在相册中,也可能会隐匿在一碗粉里,也可能会在你闻到某种熟悉的味道时便展开。

白先勇先生曾说:“我去桂林的时候,三顿饭到处找米粉,吃了三四碗。原来是思乡引起的饥渴。”家乡留下的印记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文摘来自白先勇先生的《我的寻根记》。从《玉卿嫂》里的大宅院到《花桥荣记》里的桂林米粉,文学落地现实,上个世纪的白府锦绣于只言片语中得到短暂修补,祖母祝寿的景德镇瓷碗、桂戏名角唱的《打金枝》,音容犹在,只是繁华已逝。

这是白老的少年记忆,是一群人的记忆,是时代的印记。

少小离家老大回

文|白先勇

本文节选自《我的寻根记》

去年1月,我再次回到了我的家乡桂林。香港电视台想拍一部关于我的纪录片,要求我“从头开始”。如果你想搞清楚这件事,你必须一路走到我们的家乡桂林辉县镇汕尾村。我们白家祖坟埋在汕尾村,离桂林一个小时车程。1月份,桂林的天气异常寒冷,降到了2摄氏度。

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我与香港电视台人员,坐了一辆中型巴士,由两位本家的堂兄弟领路,寻寻觅觅开到了山尾村。山尾村有不少回民,我们的祖坟便在山尾村的回民墓园中。走过一大段泥泞路,再爬上一片黄土坡,终于来到了我们太高祖榕华公的祖墓前。

从前中国人重视族谱,讲究慎终追远,最怕别人批评数典忘祖,所以祖宗十八代盘根错节的传承关系记得清清楚楚,尤其喜欢记载列祖的功名。大概中国人从前真的很相信“龙生龙,凤生凤”那一套“血统论”吧。但现在看来,中国人重视家族世代相传,还真有点道理。

过去中国人重视家谱,注重谨慎追求未来,最怕被人诟病忘祖。因此,第18代祖先盘根错节的传承关系被清晰地记住,他们特别喜欢记录祖先的名望。也许中国人曾经真的相信“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但现在看来,中国人重视家族世代相传是有道理的。

白先勇的父母合影

据我观察,我们家族,不论男女,都隐伏着一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揖让进退、循规蹈矩的中原汉族,总有点格格不入,不过我们这一族,在广西住久了,熏染上当地一些“蛮风”,也是有的。我还是相信遗传与环境分庭抗礼,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的两大因素。

15日,传到榕树华宫,而我国人民已经把中国姓氏改成了白色。荣华公是自己家族中兴的始祖,所以他的事迹特别被我们国人津津乐道,甚至还增添了一点神话色彩...

从小父亲便常常讲榕华公的中兴事迹给我们听。我想榕华公苦读出头的榜样,很可能就是父亲心中励志的模范。我们白家到了父亲时,因为祖父早殁,家道又中落了,跟榕华公一样,小时进学都有困难。

有一个关于爸爸学习的故事,我觉得是爸爸最难忘的。恐怕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五岁时,父亲在家乡汕尾村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后来,在邻近的村庄魏留堂建立了一所新的小学,有更好的老师。我父亲的叔叔满叶芝带着他的父亲去了马家,希望这八个叔叔能帮助他的父亲进入六塘小学。

八舅公家开当铺,是个嫌贫爱富的人,他指着父亲对满叔公说道:“还读什么书?去当学徒算了!”这句话对小小年纪的父亲,恐怕已造成“心灵创伤”。父亲本来天资聪敏过人,从小就心比天高,这口气大概是难以下咽的。

后来得满叔公之助,父亲入学后,便拼命念书,发愤图强,虽然他日后成为军事家,但他一生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里,逼我们读书,绝不松手,在前线打仗,打电话回来给母亲,第一件事问起的,就是我们在校的成绩。大概父亲生怕我们会变成“纨绔子弟”,这是他最憎恶的一类人,所以我们的学业,他抓得紧紧的。到今天,我的哥哥姐姐谈起父亲在饭桌上考问他们的算术“九九”表还心有余悸,大家的结论是,父亲自己小时读书吃足苦头,所以有“补偿心理”。

后来,在叔叔的帮助下,父亲入学后,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虽然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军事家,但他一生始终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里,逼着我们学习,从来不放手,奋战在一线,给妈妈打电话,我们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校成绩。可能父亲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是他最讨厌的那种人,所以对我们的学习管得很紧。直到今天,哥哥姐姐们还在担心父亲在饭桌上质疑他们的算术“1999”表。结论是,父亲一个小时读书受够了,所以有了“心理补偿”。

白先勇和父亲白崇禧合影

会仙镇上有一座东山小学,是父亲一九四〇年捐款兴建的,迄今仍在。我们的巴士经过小学门口,刚好放学,成百的孩子,一阵喧哗,此呼彼应,往田野中奔去。父亲当年兴学,大概也就是希望看到这幅景象吧:他家乡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我父亲可能会留在家乡当小学老师。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他还在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辛亥革命爆发时,父亲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参加革命。家里的长辈一致反对,派人把守桂林北门阻止父亲回去。我父亲把步枪给了同学,但他溜出西门,爬了几座山,包括老人山和刘妈山,才赶上队伍。这支学生敢死队气势如虹地奔赴武昌,加入了历史的洪流。父亲踏出桂林的大门,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从前在桂林,父亲难得从前线回来。每次回来,便会带我们下乡到山尾村去探望祖母,当然也会去祭拜榕华公的陵墓。那时候年纪小,五六岁,但有些事却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到山尾村的路上,在车中父亲一路教我们兄弟姐妹合唱岳飞作词的那首《满江红》。

恐怕那是他唯一能唱的歌了。他唱着一些广西方言,但他唱得很热情。说到底,“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旧山河清理干净,去找天空。”他的声音洪亮而悲壮。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战火纷飞,日军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岳飞穆星回到宋室,给了我河山之志。这也是我父亲反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的激烈拥抱。以后每次听到《满江红》这首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

到桂林之前,我先去了台北,到台北近郊六张犁的伊斯兰教公墓替父母亲走过坟。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白家墓园,取名“榕荫堂”,是父亲自己取的,大概就是向榕华公遥遥致敬吧。我的大哥先道、三姐先明也葬在“榕荫堂”内。榕华公的一支“余荫”就这样安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海岛上了。墓园内起了座伊斯兰教礼拜的邦克楼模型,石基上刻下父亲的遗墨,一副挽吊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对联:

孤独的大臣们掌握着孤独的忠诚,五匹马奔向河边保留他们的历史,悬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

1946年7月9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十个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合影

一九四七年父亲因“二二八事件”到台湾宣抚,到台南时,在延平郡王祠写下这副挽联,是他对失败英雄郑成功一心恢复明祚的孤忠大义一番敬悼。恐怕那时,他万没有料到,有一天自己竟也瀛岛归真。

1944年湘桂撤退,我离开了桂林,再也没有回过汕尾村。算算,五十六年。“四明狂热者”贺罢官回乡写《回乡》美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当孩子们遇到陌生人时,他们会微笑着问客人来自哪里。

我的乡音也没有改,还能说得一口桂林话。在外面说普通话、说英文,见了上海人说上海话,见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因为从小逃难,到处跑,学得南腔北调。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说外国话。

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而且先入为主,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他语言真还不容易完全替代呢。我回到山尾村,村里儿童将我团团围住,指指点点,大概很少有外客到那里去。当我一开腔,却是满口乡音,那些孩子首先是面面相觑,不敢置信,随即爆笑起来,原来是个桂林老乡!因为没有料到,所以觉得好笑,而且笑得很开心。

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的时候,心里默念,但用的都是乡音,看书也是。语言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先入为主,最早学过的语言,一旦占据了大脑中的记忆库,就不容易完全取代后来学过的其他语言。回到汕尾村,村里的孩子围着我,指着我。可能很少有外国人去过那里。我一开口就满口地方口音。孩子们先是面面相觑,不敢相信。然后他们哄堂大笑,原来是桂林的老乡。因为没想到,我觉得好笑,开心地笑了。

白先勇的母亲和三个兄弟

村里通到祖母旧居的那条石板路,我依稀记得,迎面扑来呛鼻的牛粪味,还是五十多年前那般浓烈,而且熟悉。那时父亲带我们下乡探望祖母,一进村子,首先闻到的,就是这股气味。村里的宗亲知道我要回乡,都过来打招呼,有几位,还是“先”字辈的,看来是一群老人,探问之下,原来跟我年纪不相上下,我心中不禁暗吃一惊。从前踏过这条石径,自己还是“少小”,再回头重走这一条路,竟已“老大”。如此匆匆岁月,心理上还来不及准备,五十六年,惊风飘过。

我清楚地记得上一次去农村庆祝奶奶生日的情景。父亲领着我们来到这条石路,很多村民出来迎接我们。老一辈人被父亲的小名称为“鬼屋”,鬼屋哥被父亲的同辈人称为。那一次,我庆祝奶奶的生日,搭起了唱戏的舞台,几个桂剧名家走上了舞台。

那天唱的是《打金枝》,是出郭子仪上寿的应景戏。桂剧皇后小金凤饰公主金枝女,露凝香反串驸马郭暧。戏台搭在露天,那天风很大,吹得戏台上的布幔都飘了起来,金枝女身上粉红色的戏装颤抖抖的。驸马郭暧举起拳头气呼呼要打金枝女,金枝女一撒娇便嘤嘤地哭了起来,于是台下村里的观众都乐得笑了。

晚上,我叔叔的妈妈给我们讲了这场戏。她说金发姑娘以为自己是公主,拒绝向公公郭子仪致敬,所以丈夫想打她。我们姑父的母亲是个大戏迷,肖金凤、卢宁香和几位桂剧明星都拜她为干妈。马叔叔是典型的桂林人,出口成章,出口成章。她是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她有几个口头禅:

酒是糯米汤,不吃心里慌。

烟斗是拐杖,它们被举向天堂。

她既不喝酒当然也不抽大烟,那只是她一个潇洒的姿势罢了。后来去了台湾,环境大不如前,她仍乐观,自嘲是“戏子流落赶小场”。她坐在院中,会突然无缘无故拍起大腿迸出几句桂戏来,大概她又想起她从前在桂林的风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干女儿来了。大伯妈痛痛快快地一直活到九十五。

白先勇的兄弟姐妹和母亲

祖母的老屋还在那里,只剩下前屋,后屋不见了。六叔的房子、二姑妈的都还在。当然,都破旧得摇摇欲坠了。祖母一直住在山尾村老家,到湘桂大撤退前夕才搬进城跟我们住。祖母那时已有九十高龄,不习惯城里生活。父亲便在山尾村特别为她建了一幢楼房,四周是骑楼,围着中间一个天井。房子剥落了,可是骑楼的雕栏仍在,隐约可以印证当年的风貌。

父亲对祖母特别孝顺,为了报答祖母操持家务的辛苦。而且,我奶奶很器重她爸爸,克服一切困难让他学习。有时候爸爸半夜努力学习,奶奶用针线活安慰他。冬天,父亲脚上生了冻疮,奶奶就从炉子里拿出热草灰给父亲暖脚,让父亲安心背四书五经。这些东西都是我父亲晚年时带大的,脸上写满了憧憬。

祖母必定智慧过人,她的四个媳妇竟没说过她半句坏话,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老太太深明大义,以德服人,颇有点贾母的派头。后来她搬到我们桂林家中,就住在我的隔壁房。每日她另外开伙,我到她房间,她便招我过去,分半碗鸡汤给我喝,她对小孩子这份善意,却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原来祖母患有肺病,一直没有发觉。我就是那样被染上了,一病五年,病掉了我大半个童年。

我离开汕尾村,去一个“第一”代的宗族亲戚家坐了一会儿。“贤”字老人从米缸里拿出两个瓷碗,用颤抖的手捧给我。它们是景德镇制造的,碗底印着“白母马夫人长寿九阶”。那是奶奶的生日碗!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多次抢劫,这副长寿碗竟然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隐隐中带着暖暖的光芒。

老人激动地向我倾诉,他们家如何冒了风险收藏这两只碗。她记得,她全都记得,祖母那次做寿的盛况。我跟她两人抢着讲当年追往事,我们讲了许多其他人听不懂的老话,老人笑得满面灿然。她跟我一样,都是从一棵榕树的根生长出来的树苗。我们有着共同的记忆,那是整族人的集体记忆。那种原型的家族记忆,一代一代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基因里去。

回到桂林,三顿饭到处找米粉,吃了三四碗,是思乡的原因,吃不饱。我在花桥荣耀里写过很多桂林米粉的故事,大概就是“画饼充饥”。外面的人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意思是外行话。大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正宗的桂林米粉。

晚上我们下榻市中心的榕湖宾馆是我指定要住的,住进去有回家的感觉,因为这座宾馆就建在我们西湖庄故居的花园里。抗战时我们在桂林有两处居所,一处在风洞山下,另一处就在榕湖,那时候也叫西湖庄。

因为榕湖附近没有天然的防御空洞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我们大多住在凤洞山。但偶尔妈妈也会带我们去西湖村,每次大家都会很开心,因为西湖村的花园很大,种满了果树、橘子、桃李,还有很多金桔树。我们的孩子一进花园,太多的厨师就去采摘水果。如果你吃太多橘子,你的手掌会变黄。大人这么说。

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整座桂林城烧成了一片劫灰,我们西湖庄这个家,也同时毁于一炬。战后我们在西湖庄旧址重建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现在还在,就在榕湖宾馆的旁边。

那天晚上,睡在榕湖宾馆里,半醒半睡间,蒙蒙眬眬我好像又看到了西湖庄花园里,那一丛丛绿油油的橘子树,一只只金球垂挂在树枝上,迎风招摇,还有那几棵老玉兰,吐出成千上百夜来香的花朵,遍地的栀子花,遍地的映山红,满园馥郁浓香引来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翩跹起舞——那是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世界里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远印在我儿时记忆中的欢乐童画。

那天晚上,睡在榕湖宾馆里,半醒半睡,我仿佛又看到了西湖别墅的花园,一簇簇碧绿的桔子树,金灿灿的丸子挂在枝头,随风摇曳,还有几棵苍老的玉兰树,吐出几百朵夜来香,到处都是栀子花,到处都是杜鹃花,而花园里浓郁的香味吸引了千军万马

《我的根》

白先勇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的寻根》是白先勇经典作品的代表作集,抱着对文学和故乡的向往,展现了白先勇个人的文学、艺术轨迹和人生历程。文章分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小说共八篇,收录于《余庆骚》《孤独的十七岁》《天仙的怜悯》以及郁达夫文学奖获奖的最新作品《沉默的夜》,均为精品;第二辑随笔共9篇,包括《树有素》《星咖》《六指》等。,充满了乡愁和亲情;第三辑有六篇评论,包括《与宋茜谈话三章》、《大观红楼》等。,汇集了近年来的演讲、访谈和文学理论,可以一窥文学大师的文学观和个人经历,也比较全面地呈现了白先勇近年来的文学活动。

延伸: 近年来广西师大社出版的白先勇作品

《原清远说红楼》

白先勇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百年来,红学领域发生了两起困扰读者近百年的重大公案:一是《红楼梦》最后四十回究竟是曹雪芹的原稿还是高鹗等人的续作;一个是程高本和耿的区别。

本书《正本清源说红楼》便是针对这两大议题编辑而成,汇集了自胡适以还,世界华人范围内的学者、专家、作家,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以及“程高本”与“脂本”的差异比较、各抒己见的一些文章。

这一部红楼雅集,第一辑“名家说红楼”,是名家文章中论述两大议题的摘要;第二辑“名家评红楼”,是红学研究各阶段学者、作家的全篇重要文章;第三辑,特别收入白先勇近年在台湾大学授课而一笔一笔整理记录的《庚辰本与程乙本对照记》,共一百七十余条,以及当今红学大家的上海论坛实录《〈红楼梦〉百年议题:程高本和后四十回》。

《名家说红楼》第一辑《红楼雅集》是对名家文章中论述的两大问题的总结;第二辑《名家评点红楼》,是红学研究不同阶段的学者和作家的重要文章;第三辑,特别收入白先勇近年在台湾省立大学任教并逐一整理的记录,共170余篇,以及《今日红学大师上海论坛录》《红楼梦百年问题:成高本与最后四十回》。

白先勇对《红楼梦》的阐释

白先勇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白先勇在台湾省立大学《红楼梦》普通阅读课上的讲义整理而成。《红楼梦》是一本天书,有无穷无尽的奥秘和秘密可以探索,但最重要的是,它毕竟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白先勇以这部文学经典为小说,着重分析了《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代性”:神话框架、人物塑造、写作风格、叙事手法、视点运用、对话技巧、象征隐喻、平行对比、伏笔。他考察了曹雪芹如何充分发挥构成小说的各种元素,远远超越了它的时代,甚至比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更早、更大。

他以小说家的艺术敏感,擦去经典的蒙尘之处,将历来被冷落的人物、被曲解的角色一一归还原本的个性姿彩,令其登台绽放。白先勇借此细读机缘,仔细比对“庚辰本”与“程乙本”的差别,掂量一字一句的千斤之重与微妙意蕴,得以重新发现失落已久的“程乙本”《红楼梦》之美。

“一个人的复兴”

白先勇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是白先勇关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散文集,主要收录有关文艺活动的文章。白先勇与年轻朋友谈小说,谈小说的创作体验;十年苦练非比寻常,谈昆曲的审美价值;《拯救尤三姐的贞操》,谈《红楼梦》版本的优劣;现在是文化复兴的好时机,讲的是文化经典的保存和传播,以及如何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文章的时间跨度,从70年代到现在,说明实现我们多年的“文艺复兴”是白先勇的悲哀愿望。

白先勇曾经说过,我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我们的“文艺复兴”。如果从“文艺复兴”这个维度去看白先勇的文学、艺术人生,就会发现,从青年时代直至现在,他所有的文学、艺术活动,都贯穿着一条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线索——回顾既往,无论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他的文学、文化实践,冥冥之中,仿佛都是他“文艺复兴”理想的具体呈现。而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正体现了白先勇个人色彩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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