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977 时代成就了我们：南京大学1977级考生口述实录

受访人：贺云翱

面试时间:2016年9月30日；2016年10月16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整理:朱晓燕、张义珍、徐玉楠、单玉婷

“小医生”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我在老家初中升官的时候还算幸运。就在那一年，我要求考高中。如果我推荐不参加考试，我就不能参加，因为我家很穷。我叔叔在中国香港，我叔叔在中国台湾省。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海外关系”的人不得不被排除在外。那一年，我高中成绩很好，考上了宝应县中学——宝应最好的中学。我们的生产队属于郊区公社，大部分人去郊区中学读高中。但是因为当年的考试选拔，县镇中学也可以报名。

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读高中时，当时都是推荐上大学，大家也就没有参加高考这个想法，只想把学习搞好，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高中时我很幸运地做了班长，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对老师的了解也比较多，当时师生之间总体上是互相信任的。

我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没有毕业晚会，就是同学们互相写漂亮的告别句子。我们班主要是城市学生。县城的学生毕业后自然会找工作。只有少数农村学生毕业后会回家。我是农村人，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当时叫“知青返乡”。那时，我对未来一无所知。就像其他农民一样，我跟着村里的老人去除草和插秧。那时候，我也学会了种地。最难的工作是捡粪。如果挑一百米左右，就得放下休息，肩膀都磨破了，特别苦。农村的一切我都吃过，但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我都能做。但我真正当农民的时间很短，大概不到一年。宝应县高中毕业的农村学生仍然非常重视。生产队安排我当农业技术员。我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我能用鼻子识别几乎所有种类的杀虫剂，我做得很好。我也做过材料工，帮助参军的人，回城做文字材料的知青，也做过短暂的小学代课老师。后来大队的干部把我送到了当地的医疗站。

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兽医，我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边学习一边做，当地的干部认为我做农技员非常认真，做农民也很认真，表现不错，正好有一个去学习的名额，大队领导就让我去了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学习时间是将近一年。那个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扬州农学院下放的，教学都非常好。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还有实践课。学完之后，我回到了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期间多次获奖励。农民厚爱我这位“土兽医”，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我“小医生”。

有道德，有精神

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真正得到消息，已经是10月了。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叫张贞庆，他是我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我们宝应县中学当时高中有十个班，我在一班，好像是被认为最好的班，我是班长，当时跟班主任老师感情很深，他待我像儿子一样。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是农村学生，家里又穷，张老师对我特别爱护。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当时要防传染病，所以组织了很多兽医，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去打防疫针。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我，说大学可以考试了，叫我赶快准备，我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到了县城老师家，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板铺，叫我不要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复习。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个月，这样我就真的住了下来。当时他家里还有一个他的亲戚，我俩一起复习。

复习考试的时候，资料不多。当时张老师找了一些基本资料给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三年后教材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到的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们的复习主要是基于课本。我个人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主要依靠原有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的时间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很迷茫，就是翻教材，自己练习题目。张老师不让我太努力，有时候晚上带我去看电影。有时我拒绝去，他说，不，你今天必须和我一起去。记得看过韩国电影《花姑娘》和国产电影《闪闪的红星》，多是革命战争题材。考试前一天晚上，他还带我去看《白毛女》，就是不让我熬夜，不要太紧张。

我复习时的心态比较放松，也不算累。我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段较短的时间里熬夜、过度紧张。那天我走进考场之前，也是张老师把我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告别时他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是有把握的。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

考试很顺利，我觉得科目都很熟悉。那时，我们参加考试和申请志愿者非常有趣。我们一开始不敢申请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申请的师范学校是高邮和盐城。后来张老师看了说:“不是，不是南京大学，就是北京大学。剩下的就不要报了。”。我转而申请了南京大学。张老师几年前去世了。回老家参加追悼会，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老师太感激我了！他跟我说了复习考试的事情，最后他决定给我选一个学校，然后顺利通过了考试。

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一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车到乡下，一到我家，就跟我和父母说“恭喜啊，恭喜啊”。考上之后县城的广播电台专门对我做了一次访谈，采访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热爱学习、又红又专的，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是在农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糊涂，考试也好，考上也好，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还没认识到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考上了就考上了，也没有怎么样。家里虽然很高兴，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吃饭，更没有什么谢师宴，当然我还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师家里，当面感谢他。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他应该帮助你，不会索要一分钱，而且还贴钱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就是这样。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处的是一份道义。

我对我们宝应县中学的录取情况不太了解。我在高中一班。那一年，我班是考上大学最多的，通过了四门考试，其他班都没考上。我们班一个考上了厦门大学，一个考上了徐州的大学，一个考上了航运学校，也是在南京。厦门大学数学系录取的学生现在都是教授。后来被徐州录取的学生回到我县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入学后，我向我们宝应县学习，包括哲学系的童星老师和我们历史系的陈老师。那时，我们都考得很好。童星老师是江苏省文科“状元”。当然，我很荣幸被南京大学录取。

1977年高考时，我们高中毕业已经好几年了，但高中时的学习状态，应该讲对高考有决定性作用。高中阶段，我也要感谢老师们，特别是张老师。他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是非常会做思想工作，非常会带学生，给了学生许多正面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引导。后来我上了大学，他还经常给我写信，说要为祖国学习等等，今天听起来可能被认为都是大话，但他们恰恰一直都是以一种超越自我、轻个人、重家国的人生观来引导学生。所以我认为一位好的老师、一个好的班风、一种理想的引导，对中学生都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影响一生的。

我上大学没多久，张先生就离开了教育岗位，当上了宝应县司法局局长。各地的人都说他正派，是个优秀的导演。高中的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加入共青团，高中十个班。其他班长大部分都是共青团员，我不是，所以有时候学校开干部会一直开到最后，说非团员干部不干了，我跟几个人不干了，别人会盯着我们。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心理承受能力不强。这种感觉

况对我是有打击的，所以后来内心就特别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严和互相尊重。但是张老师跟我说不用担心，他一次次帮我去跑团县委，一直到我快要高中毕业时，就是1974年5月4日，他终于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加入了共青团。中学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家里都是农村人，母亲不识字，父亲虽然识一些字，但是对高考、大学全无概念，所以我始终认为应该感谢张老师，还要感谢我的师母刘道庆，在我复习迎考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做好吃的饭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的深厚恩情！

1977年高考，有一个政治考试的环节，当时我很害怕。高中毕业时，我有一些机会，比如参军。当时我帮战士们做政审材料，发给带兵的战士。一个甘肃军的领导看中了我，说:“孩子，你怎么不报名？”我跟他说不能报，家里的食材不好。他问我家有什么食材，为什么没有，我就告诉他我叔叔怎么样，我叔叔怎么样。他补充说，他们在香港和台湾省，我们的部队在北方，所以没关系。后来我们当地干部说不行，他不能参军，家里成分不好。之后，县文化局来找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去了剧团什么的。后来我也说因为作文不好去不了。

所以高考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政审，政审问题就是一道紧箍咒，我再努力地考，政审过不了还是白搭。但是那年政审，说是对青年大学生要放松一点，一般的历史问题、家庭问题是放开的，所以后来也没问题。好像有一些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也参加高考了，因为我进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当时我们在南京大学学生会，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等等，不同专业的学生会在一起交流，说自家是什么成分，就有人说自己家是地主或者说是富农的。没有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影响高考，应该讲当时对人也是一种很大的解放。

本文摘自朱/吴/单玉婷《我的高考》，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