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士兵打架 美国从不愿提及的真相

编者按：本书是一部全景式再现朝鲜战争历史命运的经典作品，以恢宏的气势、凝练的语言、多维度的视角记述和分析了朝鲜战争成因、决策过程、五次战役及板门店停战谈判等重大事件，包括战前国际国内形势、重要战役战况、双方将帅决策过程及这场战争中涌现的堪称“军神”级人物，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同时，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全面揭示了朝鲜战争前后的诸多历史真相，如中美苏三国最高领导人的博弈较量、朝鲜人民军南征的真相、中国出兵朝鲜的真相、中美军事力量的真实对比、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内幕、空部队参战情况、志愿军战俘真实情况、板门店谈判过程等。，从而打破了关于朝鲜战争的各种神话和误解。

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要想被人看得起，总还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真的，不是我写得好，而是先辈们打得好！——李峰

一个

直到今天，比较正派的美国历史学家们还是不愿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国是如何对待中朝战俘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行为不但是美国自己的耻辱，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十多万被解除了武装的战俘，不但没有得到美国人也签了字的《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权利，而且其遭遇血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中国的许多报告文学家们都眼含热泪记录了中国战俘们悲惨的命运和不屈的抗争。坦率地说，当年，美国人在如何对待战俘这个涉及人类良知与尊严的问题上的表现，确实是禽兽不如的，与以野蛮虐杀俘虏而闻名的日本人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人民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被关押在已经是人间地狱的聚吉岛。

五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将各个营区围得严严实实，岗楼哨卡在营区四角林立，探照灯光将夜晚也照得亮如白昼。每当战俘们走进收容所，美国士兵们便一哄而上，将俘虏们所有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每五十人推进一个帐篷。床是没有的，统统躺在潮湿的泥地上。不准说话，甚至不准东张西望，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每天的粮食是四百克霉米，每天的工作是扛军火等重体力活。这一切都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必须给予战俘人道主义待遇的规定。更悲惨的还在后头。

除了大量准备镇压战俘的美军和宪兵外，大批来自美国、韩国和蒋介石的间谍也进入了战俘营。他们从俘虏中挑选出所谓的“被解放的间谍”，与美国的指挥和行政官员合作，组成了一个极其血腥的统治网络。在这种由子弹、刺刀、匕首和棍棒支撑的统治网下，战俘们开始了极其悲惨的生活。美国士兵以强烈的性欲闻名于世，女战俘的遭遇可想而知。有一次，几名美国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扑进四名中国女兵的帐篷强奸了她们。一个受辱的中国女兵抓起美军士兵放在地上的卡宾枪，向欺负她的美军士兵狂扫，把卡宾枪打成了马蜂窝。大批美军士兵赶到，架起十多挺机枪，向帐篷里的四名中国女兵开枪。帐篷里高亢的“祖国万岁”的声音戛然而止...

男战俘们稍有小伤就截肢。

更糟糕的是所谓的“筛选”。杜鲁门、李奇微、克拉克对世界撒了谎:“有9万名共产党战俘说战争好或和平好，他们永远不想回到共产党，宁死也不回去。战俘不想回去，只好给他们庇护。如果你只是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不人道的，相当于把他们送进火坑。”

杜鲁门说：“这是具有根本性的原则，起码不能用刺刀逼着他们回去。”

美国人没有用刺刀逼战俘回家，因为他们是用刺刀逼战俘不回家。

九万人宁死也不肯回家的牛已经吹了，那就得有个交代，但是明白人看看战俘营里的待遇就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傻到不肯回去。怎么办呢？文章总得继续做下去。战俘是否愿意遣返的“甄别”仪式开始了。

一排排的美国宪兵用刺刀指着犯人的胸膛，而美国人、李、江等特务拿着匕首和棍棒站在犯人身边，强迫犯人在“拒不遣返”的请愿书上一个个按手印。谁敢违抗，就用棍棒打，让你“再想一想”，或者干脆打晕，拔出昏迷犯人的手指，按下他们的指纹。最重要的是要在现场做出表率。如果战俘奋起反抗，全副武装的美国军队会立即镇压。

一起起惨无人道的血案发生了……

2

2月18日，一支美国部队将六十二号战俘营包围，由美、李、蒋特务对战俘逐个“甄别”。中朝战俘不甘受辱，群起拒绝，美国人立刻机枪狂射，坦克狠碾，连主要由西方人士组成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事后也报告，三百七十三名战俘在这次被称为“巨济岛事件”的惨案中倒在血泊里……

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

后来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美国人就枪杀了一万七千名战俘。

蒋介石和中国台湾省的国民党在朝鲜战俘问题上扮演了极其丑陋的角色。

为了配合美国的血腥“甄别”，大批台湾特务来到战俘营。台湾特务李大安甚至还专门带来了一个五十人的暗杀团。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入朝部队在解放战争后期都补充了大批国民党俘虏，由于审查不严，一些坏分子到了朝鲜战场主动投敌，比如在俘虏营中职务最高的联队长王顺清是原国民党营长，战俘中第一任国民党支部书记魏世喜是原国民党中尉。后来我方估计，确有三千人是不愿回国的所谓“反共战俘”，这批人和美、李特务勾结后，残害同胞的手段比特务还凶。

在被称为“阎王殿”的70个“二战”战俘厢房里，62名要求回国的战俘被活活砍伤，最后被装满了三个脸盆。间谍们用切好的肉威胁没有表达意见的战俘，并公开宣布这些肉将被用来“包饺子”。著名的烈士林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杀害的。当林拒绝回答间谍的问题时，刽子手们切开了他的胸膛。林薛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眼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随着林薛婧烈士的心脏被活埋，威严的声音停止了...

张子龙烈士遭遇更惨。因为拒绝参加“示威游行”和呼喊反动口号，特务们一拥而上，先狠狠抽了张子龙一顿耳光，然后把他吊起来用皮鞭抽了六个小时。六小时后，特务们又将张子龙倒吊起来，用木棒猛击他的头部，用火烧他的肚子，用大铁钉钉他的脑门儿，用刀子扎进他的太阳穴……

“没死，他没死，割下他的生殖器！”间谍们疯狂地叫喊着。

鲜血染红了张子龙脚下的土地，这个不屈的战士拼出最后的气力抬起头喃喃地骂着，特务们冲上去用铁锹铲出了他的心脏，又掏出他的肝脏后开始分尸。国民党特务陈福生把张子龙的心扔到锅里煮，并威胁战俘：“每人都吃一片，谁不吃就是同情张子龙，就是想回大陆，就是和他同样的下场。”

然后，美国远东军事情报局的特工给特工李、蒋出了一个主意，用“杀朱拔毛”、“在天上”、“反共反俄”等口号刺犯人，看这些犯人敢不敢回去！

更大规模的强迫“甄别”开始了。美国人在巨济岛上的空地上搭起一个高大的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威逼下走进审查室听候宣判。审查室的出口处由台湾特务排成两条窄窄的通路，一条铺满鲜花，这是到台湾的“自由与光荣之路”；另外一条路两侧是握着刺刀、匕首的台湾特务，这是“回国之路”。想回国就必须提着脑袋从这里往外冲，跑慢了不是刺伤就是刺死。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烈士石振青就被活活砍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和朝鲜战俘的地狱般的经历绝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何忠通讯社记者发来的电报透露，“聚吉岛集中营中心已成为一个恐怖的岛屿”，“暴乱、酷刑和暗杀交织成这里囚犯日常生活中的恐怖画面”。

3

两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英国人艾伦·温宁顿和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作为记者，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会场、朝鲜的俘虏收容所、朝鲜被释放的俘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后，他们合著了《朝鲜战争中的囚犯内幕》一书。这是一本关于西方朝鲜战争的禁书。两位记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

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正在巨济岛和济州岛被扣押的大约八千名朝鲜俘虏和一点五万名中国俘虏及在北朝鲜被扣押着的三百五十名“联合国军”俘虏在非武装地带内交换。

国际分遣队成立后的几周内，每天都能听到从印度管理部队集中营逃出的囚犯讲述中世纪的野蛮行径和其他令人发指的事情。起初，这些委员会成员是可疑的。然而，即使是最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注意到，从不同集中营逃出来的人在不同时间讲的故事——其中有韩国人和中国人——几乎完全相同。而且，他们一下了从集中营带人来的卡车，就聊了起来，回答了很多记者的问题，这就更有说服力了。显然，在他告诉他们之前，没有人能够命令他们这样做。

给人以印象最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9月27日举行的。那天六十五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归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他们还没有下车的时候，就撕碎了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露出了刻满全身标记的身体。在这个大厅里，只听得见久久持续着的、渐渐变大的哭泣声。按照预先的安排，应该一人接一人地谈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但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到严刑拷打的归俘带到外面去进行抢救。还有一个人在叙述自己同胞们所遭受的痛苦时难过得昏厥过去，又不得不把他们背到外面。有一个被割掉了耳朵，同时他的腹部还有一条被国民党刀子割开后留下的弯弯的大伤疤。他们中间有半数以上的人“犯有”拒绝刻上妨碍回到祖国的文身标记之“罪”，因此，他们四肢上的肉都被割烂了，留给人们看到的是一道道惨不忍睹的伤痕。

被俘的志愿者回忆说，新纹身始于8月20日。因为在调查过程中，间谍们发现很多犯人都把1951年4月纹的纹身标记剪掉或打上了烙印。间谍们暴跳如雷，命令集中营里的所有人开始纹身。胸前纹着国民党的旗帜和徽章，双臂上刻着标语，甚至后背中间还纹着国民党的旗帜或者中国台湾省的地图。那些拒绝纹身的人被殴打并绑在床上。三个人的纹身会持续四个小时。

到8月31日，十个集中营内的一点五万名俘虏，除极少数外，都被文了身。年龄最小的田忠俊被安排在最后。他说：“那时，我觉得好像国度和人间从尘世上消失了。如果在我身边出现那些花纹，我定会羞耻得无地自容，绝没有脸再回到祖国了。怎能在阳光下露出我的背呢？别的且不说，我的身上已有那些花纹就够坏的了。”9月1日清晨，田忠俊从铁丝网中爬出来了。当他快爬出最后一道铁丝网时被发觉，子弹打穿了他的脚踝骨。他在医院里受到好心护士的帮助，混进了最后一批被遣返的俘虏群中。田忠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俘虏，他无法了解在大规模的文身的幕后策划者的心理。现在人们已很清楚，当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负责人海恩森以为，只要把文身进行到底，就可以达到“保证被俘虏的人们不抱有回家念头”的目的。

在囚犯交换现场，普利策奖得主、《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凯奇·比奇惊讶地看到，一名患有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囚犯，用最后的努力脱下了美国军靴。他用悲伤的语气问道:“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把靴子拿走呢？这双靴子相当不错！我认为像这样的好军靴在朝鲜和中国并不多。”然而，比奇和其他美国记者没有问为什么囚犯们如此痛苦地回忆美国人施加的酷刑和可怕的事情，并认为这是一种耻辱。

其实，杀人和恐怖的气氛一直蔓延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

四

这位女俘，是个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加入了朝鲜人民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她在仁川被俘。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好看的黑发一直垂到双肩。她叫金京淑。她和她的难友回忆：敌人以搜查为名，把她们的全身衣服都剥光后，赶进一个房间里。几分钟后，一丝不挂的男俘们也被拉了进来。一个美国军官说：“我们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很喜欢跳舞，那么现在就舞吧！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起舞。美国军官们吸着烟，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用烟炙烤姑娘们的胸部，做出了只有从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册里才能找到的丑行。”

在集中营里，没有人能逃脱敌人的兽性。一名作为战俘被捕的14岁女孩被强奸。在仁川集中营，两名带着婴儿的母亲被刺刀多次强奸。当时他们塞住了婴儿的嘴。一个女孩触电后精神失常，上厕所时被一名美国下士拦住。尽管其他同伴奋力营救她，她还是受到了侮辱。结果，她彻底疯了。

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的成员遭捕的孕妇们，在连下等的医疗措施也没有的情况下分娩。虽然后来设置了产妇房，但美国人没有提供乳粉之类的食品，时常处于饥饿状态的母亲挤不出足够的奶来哺育刚出生的婴儿。脸色很白、异常美丽的二十三岁的母亲，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生金淑子说：“她和她的小女孩儿幸运地活了下来，可她亲眼见到一位同志，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中，因为不忍听婴儿由于饥饿而发出的凄惨的啼哭，把婴儿掐死了。只是在我们举行了多次示威表示抗议之后，美国人才给婴儿发了一些吃的东西。但他们随时可作为处罚手法，中断给我们的粮食供给。我们把写着‘婴儿们不是俘虏，他们必须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等口号的标语牌挂在铁丝网上，然而无济于事。”

“3月8日妇女节那天，我们背着婴儿欢快地唱歌，美国人向我们扔催泪弹。他们向23名母亲和23名婴儿投掷了30多枚催泪弹，从那以后，许多孩子已经病了几个月。”从停战那天到遣返女俘虏，敌人每天向她们投掷一两次催泪弹。

5

通过医疗和手术方法犯下暴行的证据可以在从美国死亡集中营返回的囚犯中找到。来自美国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些惊人的罪行已经超出了内科和外科治疗的范围。美国人大概不会否认这种行为的证据。

1953年第四期的《美国医学协会月报》刊登了一篇论文。在文中，作者分析试验者对一千四百零八名细菌性痢疾患者使用的六种治疗方法。其第六种疗法是：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服用镇静剂、营养的滋补和维持疗法等。说得轻松点，这等于不治疗。把患者们按倒在床上让他们发汗，以致他们的体质更加虚弱；为了检查不给予治疗的时候这种疾病会以何种速度扩散及各种治疗法的效果，让这些病人变得愈加孱弱，但又不致死去。也有一些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其实这不过是试验。仅四环素片，有的患者每天服用八粒，有的是十六粒，甚至三十二粒，以测验由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在不同情况下吸收磺胺类药物的能力。在这种试验下，许多病人都中毒而后死亡了。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有四千名以上的患者死去。死者几乎全是患痢疾的。当时集中营里死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只是医院当局仍把腹泻得厉害的人送回集中营，他们在那里继续传播着这种疾病，并在那里死去。

不可否认，在外科实验中已经展示了大量的证据。在板门店，每个人都注意到数量惊人的脚被砍断的人。据调查，大量人的手、脚或四肢全部被切成牛尾状的几段。甚至有一条腿被截肢了五六次。一些与治疗无关的气管炎和胸膜炎患者，他们的肋骨被截肢了几次。从1951年4月到1952年7月，在第一个集中营的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动中，只有37名囚犯幸存下来。其中一名名叫金春山的囚犯被砍下了五根肋骨，每次都是由不同的医生进行的。他回忆说，敌人闯入医院，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病人。如果有人反抗，就给他打针，然后强行拉他走。

中国军事外科医生们对冻伤病俘们进行了彻底的诊察，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报告，冻伤者一共失去了二百六十七条胳膊或腿，这些人在中国归俘的全体冻伤者中所占的比例之大是令人吃惊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指出，正是驻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人员们说过这样的话：“从很久以前开始，保存性疗法就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准则。”然而在美国方面，这样的纯属冻伤范围的肢体下部的截肢手术中，有百分之八十四是从正确手术部位的一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甚至有一个患者是在正确手术部位的五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

在中国2172名受伤的囚犯中，近一半的人被截肢。在6000名中国囚犯中，1172人是外科病人，其中84%是残疾人和无行为能力者。四个人的四肢全部被砍断，只剩下尸体，没有任何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22名美国士兵被截肢。在朝鲜战争中，只有四支“联合国军”部队遭受了这一不幸。

本文选自《决战朝鲜》，李峰 着，现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