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情分析 环球时报舆情中心｜《蓝天保卫战 社会行动力》调查报告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在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三个重点地区的15个典型城市，面向居住在城镇区域的居民群体，主要依托专业样本库,遵循随机抽样原则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约3200份。此外，还在人民网首页、环球网首页、本站客户端首页公开悬挂调查问卷入口链接，以方便抽样方式回收问卷约100份。 2019年4月，人民日报主管《环球时报》社的专业调研部门——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对2018-2019年“‘蓝天保卫战’社会公众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经数据清理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012份。在95%的置信水平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79%。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根据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等结构特征进行了加权处理，因此结论具备一定的总体推论意义。详见最后《研究说明》部分。

有价值的发现

公众对中国的环境政策以及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有着积极的认识。

大多数民众认可中央环保督察取得实效；

超过80%的人认为“无论压力有多大，生态红线都不能再破”；

绝大多数民众理解环境治理的长期性并认为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实际行动水平相对不足。

只有约半数民众“经常”、“总是”能够低碳出行或垃圾减量，明显弱于“节电节能”这一行为习惯；

面对空气污染，只有20%的车主会停车减排，这明显低于他们采取自我保护行动的概率；

出行方式首选“私家车”的群体，其“为了节能减排而主动少开车”的概率低于总体水平约8个百分点。

普通企业20%以上的员工不关心本企业的污染排放，明显低于管理水平；然而，高级管理人员相对不太支持大幅减排和严格监管。

社会公众参与的意愿和倾向很强，但认知和途径受限。

70%以上的人认为“个人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是必要的，70%的人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大气污染治理；

公众对污染风险的认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约影响，如：出行方式越依赖私家车,对尾气污染不认同的比例越高；民众对网络购物、叫外卖等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相对较低。

日常生活中公众通过场景媒体接触大气污染防治宣传的比例低于50%；公众普遍认为，个人和家庭的首要责任只是辅助性的“支持/配合”责任，而不是亲自履行“减排”实践。

01 蓝天保卫战

环境政策“意识”

公众对大气污染治理有关环境政策的“知晓度”较高

79.4%的人选择“空气污染”位列当地环境污染问题前三名。在这群人中，最知名的政策是“蓝天保卫战”，其次是“大气十条”；在众所周知的政策中，“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以广大市民为基数，“十大大气文章”和“蓝天保卫战”的“认知度”相同，在9个检查对象中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

蓝天保卫战“熟悉度”

对于政策的具体内容，大多处于“听说但不太懂”的情况

选取《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的部分代表性内容，考察公众对政策的熟悉程度，发现：

人们“听到，但不理解”这些政策是很常见的，占4-50%。相对而言，人们对“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动员公众参与”和“加强环境信息公开”更为了解；

没听说过“汾渭平原加入重点防控区”的比例显着较高。

大气污染治理“认可度”

政策认可度和支持度较高，治理效果认可度相对不足

对大气污染治理各方面获民众认可的程度进行考察发现：

近80%的人认可“政策/法规”和“政府的决心/态度”；70%的人认可“具体措施/行动”；超过50%的人认可“科技应用水平”和“实际治理效果”。

针对单项政策“煤改气”、“煤改电”进行调查发现，家里参加了“煤改电”、“煤改气”的民众，支持该政策的比例超过九成，超出未参加者约12个百分点。

对单一政策“煤改气”“煤改电”公众态度的调查发现，在家参与“煤改电”“煤改气”的人群对政策的支持态度显著高于非参与者群体；在“非常支持”的比例中，参与者比非参与者高20个百分点以上。

环境与发展“理解度”

公众普遍认同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长/短路径

考察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原则性说法的认同程度，发现：

超过80%的人坚持“生态红线不能再破”，大多数人反对“面对经济下行预期放松环保监管”。

对于环境治理的路径认同进行考察发现：超七成民众认同中央环保督查的“突破/攻坚”实效，绝大多数人认同环境治理的长期性及需要全社会参与。

02 社会行动力

自我约束行动:减少排放和节约

私家车依赖者的尾气减排行动力度有待提升

调查显示，就车主而言，面对空气污染，停止减排行动的概率明显低于自我保护行动；同时，“不”和“极少数”停止驾驶和减少排放的占比超过40%。

出行方式首选“私家车”的群体，其“为了节能减排而主动少开车”的概率，明显低于总体水平；“几乎没有”占16.7%，超三成“低于10次/年”，只有13.5%“超过20次/年”。

就全体市民而言，“省电节能”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习惯，但“常”和“常”能低碳出行或减少垃圾的人只有一半左右，很少或不这样做的比例接近20%。

对外监督行动:投诉、制止

公众对空气污染的独立监督是有限的

调查数据显示，只有约三成民众表示自己曾对大气污染问题采取过一些实际行动反应；而认为大气污染是本地头号环境问题的民众中，约四成有过行动反应。

从具体的实际行为来看，46.4%的人已经停止了日常生活中露天烧烤、烟花爆竹带来的空气污染；对于典型的大气污染现象，如企业污染排放、建筑工地扬尘，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公开反映过自己的行为。

组织控制行动:减排、职务

企业普遍重视减排减污，但超过20%的普通员工并不在意

考察企业的减排行为*发现，在“生产改造升级”、“紧急停工停产”和其他环保工作上，排放废气企业的行动水平，略高于有污染排放企业的总体水平，两者明显高于所有企业平均水平。

调查员工对污染排放的反应，发现大部分都会关注和反映问题；中高层管理者比基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更关注自身企业的污染问题，更关注排放标准；与其他人相比，高级管理人员不支持大幅减排和严格监管。

社会公共行动:活动与舆论

公众的社会公共行为趋向积极、正能量

调查发现，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参加过与大气污染治理相关的活动；参与者占64.2%，组织者占3.8%。过去一年，在互联网上分享环保知识等正面舆论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重污染期间抱怨空气污染等负面舆论行为的比例。

03 意愿与认知

意愿倾向:认同与成本

公众认同并支持个体参与大气污染治理

70%以上的人认为“个人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是必要的，60%的人认为取得了很大成效；70%的人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支持空气污染控制。

对于使用对大气质量更友好的能源或产品会引起支出增长的情况，超四成民众能承受支出增长不超过10%，三成民众能承受不超过30%。在即使可能会对工作或收入带来不利影响的假设下，大多数民众*支持办公场所的环保/低耗升级举措。

认知差异:废气和污染

公众对污染风险的认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约影响

总体来看，约80%的人认同“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局部来源之一”；车主认可度比无车群体低近10个百分点；私家车群体为首选出行方式，认可度较整体水平低6个百分点左右；出行方式使用私家车越多，不赞成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比例越高。可以说，那些依赖私家车的人并不认同尾气污染源。

信息联系:渠道和指导

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在渠道和主体上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偏差

大气污染防治的宣传很受欢迎，只有1.7%的人表示“没见过、没接触过”；人们接触这些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网络媒体”；媒体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场景的比例相对较小，不到50%。

调查结果显示，民众认为“媒体” 、“学校”、“公益组织”和“社区”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应承担的主要职责的是“宣教/引导”。

根据两个数据的对比分析，大气污染防治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偏差，未来应该向生活化渠道和社会化主体倾斜。

职责:减排和监管

公众普遍认为个体、家庭的首要责任为支持和配合，偏辅助性

在大气污染治理中，人们认为各主体的前1-2个主要职责是不同的。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应承担管理和监督两项责任；

企业应主要承担减排和支持/合作的责任；

个人和家庭应主要承担支持/配合责任，其次是减排责任； 媒体和公益组织应主要承担宣教/引导和监督责任；

学校要主要承担教育/引导的责任，其次是支持/配合的责任；

上述主体在民众心目中都有其特别清晰的主要责任；

社区略有不同，超过60%的人认为其主要职责是教育/指导，监督和支持/合作的选择率约为36%。

在“减排”和“支持/配合”两项责任的比较中，发现：超过七成民众肯定企业承担“减排”责任；但相比之下，认为个人、家庭应承担“减排”责任的比例仅约为四成；在“支持/配合”责任上，个人、家庭的占比超过七成，高于企业两成。这意味着当前民众普遍认为：个人、家庭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更多只是需要“支持/配合”有关工作而已，而非亲身履行“减排”实践。

04结论和建议

调研发现

综合分析

企宣重镇

环境责任

本次调研的主要发现如下

公众对中国的环境政策、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有着积极的认识

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社会公众对“蓝天保卫战”等宏观政策的知晓度超过七成，大多数民众对大气污染治理中“政府的决心/态度”、“出台的政策/法规” 和“具体措施与行动”表示认可。参加了“煤改电”、“煤改气”的民众，对该政策“非常支持”的比例超出未参加者20个百分点。大多数民众认可中央环保督察取得实效；与此同时，超八成民众认为“无论面临多大的压力，生态红线不可再被突破”，多数民众认同“在面临经济下行预期时，不应适当放松环保监管”。绝大多数民众理解环境治理的长期性并认为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实际行动水平相对不足

自我约束行动层面，减排和节约水平不高。如，私家车车主在面临大气污染时停驶减排行动的比例仅占两成多，出行方式首选“私家车”的群体“为了节能减排而主动少开车”的概率低于总体水平约8个百分点，只有约半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总是”能够低碳出行或垃圾减量。对外监督行动层面，只有约三成民众表示自己曾对大气污染问题采取过一些偏公开类型的实际行动反应。组织控制行动层面，超两成普通员工不太关心本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明显低于管理者层级；但高层管理者相对更不支持大幅减排和严格监管。社会公共行动层面的趋向较为积极乐观，约三分之二的民众表示参与过大气污染治理有关活动；过去一年在网络上分享环保知识等积极舆论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重污染期间抱怨大气污染等消极舆论行为的比例。

公众有强烈的参与意愿和倾向，但认知和参与方式有限

超七成民众认为“个体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较大，七成民众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大气污染治理；大多数民众支持办公场所的环保/低耗升级举措，在支出增长不超过10%、30%的情况下分别有超四成、三成民众会选择对大气质量更友好的产品。然而，公众对污染风险的认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约影响，例如：有车一族对尾气污染源的认同程度低于无车群体约10个百分点，出行方式越依赖私家车对尾气污染的不认同比例越高；民众对网络购物、叫外卖等“新型”生活方式的依赖度较高，但对其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相对较低。此外，公众接触大气污染防治有关宣传信息的首要途径为“网络媒体”，通过日常生活中场景媒体接触的比例低于五成；公众普遍认为个体、家庭所承担的首要责任仅仅为偏向辅助性的“支持/配合”职责，而非亲身履行“减排”实践。

环保意识不足限制了公众参与行动

统计分析与检验显示出： 大气污染治理的社会公众参与存在着三种主要的行动类型：个体对内行动、个体对外行动、组织化行动；

“环境发展观”和“对蓝天保卫战具体内容的熟悉程度”、“参与大气污染识别与治理的意愿”和“日常生活中对二次污染物的知晓程度”四个因素，确实对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行动水平产生了实际影响。

本次调研结论如下：

蓝天保卫战被社会广泛期待。公众参与的现状是:意愿强，实际行动弱；原因是在具体的认知和渠道上还是有很多限制的。

在环境治理进入“啃硬骨头”的当前阶段，重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水平，不仅可以借力推进环境治理不断取得成效，还能够从根本上减小一些社会阻力。针对本次调研发现的一些制约因素，本文提出如下相应建议：

督促企业重视和加强对内环保宣教与引导

就企业而言，有污染排放的企业中，超过20%的普通员工对自己企业的污染排放并不太关心。虽然宣传教育内容在企业环保工作中占比最高，但企业仍比非企业组织低近9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在工作场所看到过或接触过大气污染有关宣传的比例，也低于非企业机构5个百分点。

履行减排职责是企业落实环境保护责任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态之一，企业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环境问题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

但从调查数据来看，只有10%左右的人认为“教育/引导”是企业的主要责任，这表明我国目前公众认知中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盲点。企业环境教育不足不仅影响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形象，也造成公众参与的重要渠道缺失。

事实上，企业应成为大气污染治理，以及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的宣教重镇。因而建议：企业重视和加强对员工及其家庭的环保宣教与引导，媒体及其他第三方机构应大力监督和帮助企业的对内宣教。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中环境责任的外部沟通

就企业的外部评价而言，公众对过去一年大气污染治理中“企业的减排降污作为”的认可程度不高，不满意占比大于满意占比。不同类型企业的环境责任现状的公众评价存在明显差异。超六成民众认为国有企业,互联网/电商类企业做得“较好”；超五成认为外资企业旅游/景区运营类企业做得“较好”；对于民营企业、石油化工类企业，民众认为做得“较差” 的比例高于“较好”。

上述数据结果既有社会固有偏见的影响，也反映出部分企业对外宣传力度不足，从而扩大了社会评价偏见。企业承担和履行社会和环境责任，不仅是企业扩大自身规模过程中的必要教训，也是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必要教训。因此，建议传统行业企业一方面要更贴近、使用互联网传播方式，另一方面要联合同类型企业，以行业或协会的方式强化话语权；对于新兴产业，要减少对单一流量评估模式的依赖，以更多的转化推动线下实际行动，努力让整个产业链环保化。

相关说明

报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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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基于实证问卷调查，受访者意见的获取受时间、地点、情景等因素的必然影响；调研遵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基于概率统计原则；特此说明。

本报告包含的数据、信息、分析、推断和建议属于全球民意调查中心。

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拥有本报告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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