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兵役制度 我在韩国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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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金经纬，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本科生

嗡——，电推扫过头顶，乌黑浓密的毛发不一会儿便堆满了白布。戴上桌上土气的防摔眼镜，镜子里自己的模样渐渐清晰，摸着剃完的平头，好不容易压住涌上来的眼泪。卷刘海、银框眼镜的典型文科男模样已荡然无存，攥在手里的入营通知书催着提醒我，是时候入伍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不再是一名学生，而是服役制度下招募的一名士兵。突如其来的变故下，义务和使命伴随着离开舒适区的恐惧。

在铁笼里

进入地图都无法显示的山群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围墙，有几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监狱的感觉。在弱冠年华，应了国家的号召，在“为国献身”这样的崇高意识下，这里的每个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签署了一张“神圣”的劳动契约。笔一落下，无论是谁，瞬间成为月入一千五、任国家驱使的体力劳动者，人人都成为马克思笔下的被剥削对象。

进入地图上无法显示的山脉，到处都能看到城墙，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监狱。在衰弱的岁月里，响应国家号召，在“为国奉献”的崇高意识下，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与国家签订了“神圣”的劳动合同。笔一落，无论是谁，瞬间变成月收入1500的体力劳动者，受到国家的驱使，每个人都成为马克思笔下剥削的对象。

服兵役595天，年假26天，每天劳动10小时，晨跑4.5公里，早班2小时。日常生活要按照生活规定严格规范，按时完成培训和劳动。在这一年的九个月里，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着同样的面孔，“互相学习”，变得更好或更坏。

8月21日，秋天紧紧咬住夏日尾声的时节，新兵训练所门前的光景是一部活着的家族史。在这里，爷爷曾送父亲，父亲再送长子，经过一代代的传承，这次轮到长子送他的弟弟。

哥哥在门口告诉我，这也是一个生活的地方。苏格拉底和笛卡尔都是当过兵的，所以我不用太担心，把它当成一种生活。但当准备进入营地的庄严交响乐一响起，他就哽咽着抱住了我的肩膀。他知道他进去后所遭受的所有苦难。临走前他跟我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妈妈很担心，让我记得多联系。

站在练兵场中央，从远处看，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同一张面孔。所有人穿着同样的军装，戴着同样的贝雷帽，做着同样的手势。但在这里待一会儿就知道，每个人，好不一样。

在这里，士兵被分为四个等级，依次是:二等兵、一等兵、高级兵和指挥官。上上下下，分类方法很简单——先到先得，阶层分化，谁来得早，谁是长辈，你可以口述。就像排除所有元素的降维攻击，社交名就像孤岛上的铜币，毫无价值。

经过八周的新兵训练，满怀着信念和期待来到一支野战部队，脑子里构思着电影中的军人模样，真实却让我大跌眼镜。有给新兵递试管装的水称其为圣水的狂信徒和旁边指责其为异端的基督徒；有满臂蛟龙锦鲤，把自己做过的龌龊事当英雄事迹的痞子和憧憬他的无业游民；有担心着自己M字脱发的明星，还有对他们唯唯诺诺的新兵们。军队像一座大熔炉，好铁坏铁都融在里头。

在这座铁墙城堡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聚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心，不同的人。铁网之外，生活在一个熟悉又封闭的区域，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踏入社会，散发着荷尔蒙的懵懂少年。军队似乎是我们男孩的第一个训练场。人生第一次，作为新兵，我被底层阶级摆布，看着连长的脸；当你有第一次夺冠的机会时，有时你应该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有时你应该考虑如何保持球队的稳定。我的前辈对我，我的后辈对我，都没有领导经验，都经历了身份的第一次迷茫。

11月27日的深夜，我的住所是北方寒气呼啸的小山林里的野战军营。每到晚上，没有灯，没有声，这里的一切都要躲在这片黑暗里。营内外只隔着一层铁栏网，铁网内是管备森严的军事通道，网外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外，依稀可见远处城镇的霓虹灯，灯光闪烁，像一场模糊的幻境。

山路弯弯曲曲，中间有一座岗楼。参军后不久，我拿着一支可怕的装满子弹的步枪站在哨塔的铁板上。老兵警告我他是射手，我是助理射手，让我镇守东西南北，而他的任务是处理我的失误。作为一个新兵，我只能服从这个看似荒谬的命令，拿着一把被风吹得冰凉的枪，默默地盯着四周。

执勤时，不害怕沙沙作响、到处乱窜的野生动物和冻伤人的寒气，最怕时不时想“打烊”的眼皮。两人间长久的沉默正成功哄我入睡时，一声老兵的雷吼，瞬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在一顿雷厉的语言暴力下，我的头低到了尘埃里。

叹着气，望着远方，森林外的世界布满了星星，霓虹灯曾经是我的温床。大学里，自习回家，晚上酒吧，24小时便利店，和喜欢的女生牵手走在武鸣湖畔。在这里，那段时间是昨天的一个甜蜜的梦。

躲在黑暗里，与灿烂的世界举枪对峙，不知那里灯光能否体会我的委屈。老兵看到了我的脸色，换了稍平和的语调告诉我——兵，守在这里，铁网外的人不让进，外面人看了你，好威风，可是站在这里你就会发现，我们才是出不去的可怜人，“要是没了军人这个头衔，像我们这些没想过要当兵的人，住在铁网里，和囚犯没多大区别……”

实践

在诲人上，军队与大学的差别就如同爱因斯坦和泰戈尔的差别一样遥远。军队以切身体会的方式直击哲学、宗教、艺术拐弯抹角拔高或回避的自然现象，赤裸地，有时还残酷地将事件摆在眼前。我在军队的第一堂课就十分露骨——死亡。

没有塔纳托斯的到来，没有但丁的祈祷，死亡被归类为军队战斗力的丧失。每天早上，我都会站在行政办公室的镜子前，挠头上的贝雷帽。镜子上写着:“为国捐躯”。这些话与镜中穿着迷彩服的自己有很强的协调性，仿佛在提醒我为国家的奉献做准备。

军队着实有趣，每个入营的士兵都年仅二十，却总有一份遗书留在柜头。大尉先生告诉我，无论为了自己还是爱自己的人，都要为“突发情况”做准备。听得人心寒又严肃。当我执笔写自己的遗书时，复杂的情绪让脑中化为一片空白，一条条思绪在脑中慢慢划过。该为谁写信，又写什么样的信？为白发送黑发的母亲？为友人包装以往的回忆？还是祝心上人另择他偶，一路安好？……无论写给谁，都带着深深的歉意，于是在柜子里将信放进又拿出，笔不断握着又放下。

相比于准备死亡，死亡本身就是一瞬间。四月初，没杂音的树林更加骇人，我躲在树林里的小战壕里待命。胸前的显示器突然“哔”一声巨响。旁边的上等兵站起来骂道：“妈的，乱打的炮又弄死我了”，“这辈子要办三次葬礼了!” ，我们这些“死者”摘下了头盔等待医疗兵把我们当尸体抬走。

与准备死亡相比，死亡本身就是一瞬间。四月初，寂静的森林更令人恐惧，我躲在森林的小壕沟里向袖手旁观走去。胸前的监视器突然“哔哔”一声巨响。旁边的上级士兵站起来骂:“妈的，乱枪又打死我了。”“我这辈子要办三场葬礼！”我们这些“死者”摘下头盔，等待医护人员把我们当作尸体运走。

△韩国为延坪岛事件遇难士兵举行葬礼

尸体被抬回幕舍，放进医疗用的透明囊里，在营战友把尸体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在我的身上放上一面雪白的国旗。接着，牧师、僧侣、神父接连为我的死亡祷告，用绚烂的词藻高呼我是一名烈士，我死后是一位护国英灵。旁边站着一排面不识相的军官，一脸严肃。哀伤的奏响乐响起，录制的哭声像海浪般传来。

此刻，破坏葬礼悲伤气氛的是我的疲惫。久违的躺着，眼皮拉了下来，这个葬礼是三天训练中唯一闭着眼睛睡觉的机会。战场上体力不支的时候“死”我是一个甜蜜的假期。

一场休假

野外营地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一个个击碎了我幼稚的骄傲和幻想，让我意识到生命对于生存本身的需要，让我从生存的一开始就重新思考我应该是谁。

1月23日，凌晨4点开始的30公里行军。借着月光，在陡峭的山路，笨重的行囊与汗水一起黏在我的背上。没有人有闲情能顾及他人感情，后面嫌前面步子慢，前面嫌后面老是撞上，粗言到处泛滥，每个人都好累。在漫长的行军中，为了呼应生命本能对生存的渴望，为了坚持走回营地不被抛弃，每个人都变得自私，现在才知道扮演小时候看到电影里的军人英雄多么困难。

参军是我成年后的最后一个假期。我一直在北大象牙塔里学习和比赛。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为了脱离数值竞赛和游戏，把空和泛理论放在后面，进行一次实用的“去野外，去水底”。

自我入营以来，脱离社会的我，经历了一场爱情的离别，在营里与熟人死别，收到一封封寄来报喜的信封。

每周都有一个期待，朋友发的最新社交消息都是新奇的，好像世界一周就会变一次。时间似乎还在这里，而我可以花一个星期的时间静静地消化满是字母的文字，仿佛我存在于宇宙空之间的缝隙里，与世界隔绝。军营，这个空属于我心灵的地方，在高速的社会运行过程中，减缓了一切。

入营后，离开北大这座象牙塔，我负荷着的头脑，终有闲情望着窗外，让回忆片段一点点接轨，慢慢对自我思辨，越发看清照在玻璃窗上自己的模样。回想以前自己那冲浪式的随波逐流，追他人的梦的样子，看起来多么滑稽。

一张张挂在柜子上的，多姿多彩的生活照，是我对未来营后生活的期许。这些期许，架起了叫做思念的桥梁，我在这头，北大在那头，不是分离的愁苦，而是更加浓密的思念。纪伯伦说：“对于我自己的思念，从不用星斗运转的标杆去衡量，也不用以声音去探测它的深度。因为，爱一旦成为乡愁，空间的尺度和时间的声音就无能为力了。”我知道，我对北大的感情就像一段乡愁。

柜子上挂着的五颜六色的生活照，是我对露营后未来生活的期待。这些期望架起了一座名为怀念的桥梁。我在这里，北大在那里，不是分离的悲哀，而是更浓的思念。纪伯伦说:“我自己的思想从来不是用星星的基准来衡量的，我也不需要用声音来探测它的深度。因为，一旦爱情变成了乡愁，空之间的尺度和时间的声音就无能为力了。”我知道我对北大的感情就像一种乡愁。

两年后，我离开了笼子，回到了北大。那些我想念的人，本该穿着光棍的衣服，挥手告别北大就跑了。北京大学的新面貌是什么？在这里，我悄悄描述一下这一点对未来的期待。

今日下午，母亲打来了电话。我告诉她，我在这里，挺好。

图1、2、4为电视剧《太阳的后裔》剧照，图3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沈博妍